包达三：上海滩实业家的爱国情怀

月珠

包达三为人正直、坚持正义，不仅是一位工商巨子，还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拥有爱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天，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中包括了上海滩实业家包达三。他不仅是一位工商巨子，还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拥有爱国情怀的社会活动家。

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包达三1884年出生在宁波镇海石塘下村。早在1900年，16岁的包达三从家乡走出来，先在苏州、上海做学徒，1906年，他考上公费生，东渡日本，学习商科，后转到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在此期间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撰写了《评俄国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廷腐朽统治的战斗檄文，亲耳聆听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早期盟员，并结识了蒋介石、傅筱庵、张群、周佛海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包达三毅然中断学业，放弃在日本获得文凭的机会，与蒋介石、张群等人同船抵达上海，参加敢死队，攻打上海南市的江南制造总局。上海光复当晚，包达三等敢死队员南下奔赴杭州，会合驻杭新军和各地会党攻克浙江巡抚衙门，光复杭州。1912年2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实行专制独裁，包达三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在上海参加讨袁军，数次攻打江南制造总局。

“二次革命”失败后，包达三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参加进步党，并担任进步党留日本支部部长。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筹建中华革命党，包达三积极参与筹建工作，成为首批党员。

包达三为人正直、坚持正义。早在日本时，包达三就与蒋介石、张群等人结为“金兰十兄弟”，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达三因反对蒋介石强借库银、参与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遂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1917年，包达三与广州富商之女王文宁结为夫妇，从此一心只搞实业。他很快成为上海知名的房地产商人，还筹款开设了渔船公司、盐垦公司、蛋粉厂等，也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之一，后来还投资药业，一时间在上海滩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包达三一直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包达三在江湾开辟引翔港，建设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投入巨额资金营建江湾跑马厅。同时，他集资开办地产公司，收购江湾五角场和引翔港附近军工路、控江路等地区的一大批房地产，并出资委托上海陈根记营造厂承包建造远东新村等大量居民住宅，使该地区逐步形成市面，房地产价格也随之上扬，包达三遂成为上海知名的商人，出任上海宁商总会理事等职。

1927年4月，蒋介石随北伐军进抵上海，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摊派债券、筹措军费。由于包达三经商致富后有一定的财力，蒋介石曾经派人向包达三摊派债券，但遭其拒绝。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利用权势，指使浙江省财政厅长徐某向包达三敲诈勒索，几使包濒临破产的境地。包达三气愤之下与蒋绝交，并再三告诫子女要人格自重，不要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同流合污。

1937年抗战前夕，因包达三的续弦许英是孔祥熙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蒋介石通过孔祥熙的女儿带口信给包达三，表示包达三如能继续承认与其在日本时的同盟兄弟关系，蒋介石将委以重任，但为包达三所拒绝。

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

一次偶然，包达三结识了周恩来，黄埔军校出身的周恩来与同盟会出身的革命义士包达三可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在与周恩来的频繁接触过程中，他开始被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所影响，也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这一次他选择站在正义的一方。包达三家积极支持革命活动，他所居住的大通别墅11号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面对敌伪，包达三大义凛然，与当时上海各界的进步人士一起，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汪伪成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后，多次诱逼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部长等职，包达三一口拒绝，改名包光周，避居在长乐路高福里周姓友人处，依靠变卖家产、文物度日。包达三支持奋斗在抗日第一线的新四军，多次不顾个人安危，秘密帮助新四军采购药品和粮食，还帮助在上海的爱国青年去苏北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次子包启环在《我的父亲包达三》中说：“那时候，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往来于沪宁之间，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周恩来和董必武在上海的住处和我家毗邻，都在思南路上，周恩来经常在周公馆里会见先父等进步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此，先父成为周公馆里的常客，周恩来数次来我家走访。”

亲历“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馬叙伦和包达三等10人，受上海53个团体的委托，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当天上海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火车站北广场集会欢送请愿团。晚上7时，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请愿代表们一下车即被大批特务包围，遭到围攻、殴打。包达三的面部、肩部多处受伤，雷洁琼、马叙伦、阎宝航被打得遍体鳞伤，连随身所带的钢笔、手表、钞票都被劫。《申报》记者也遭到特务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经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努力，受伤的代表们才被送入中央医院。当时在南京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等赶往医院慰问包达三等人，并对他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下关暴行使包达三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他更积极地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包达三卖掉了在苏北的盐田，从所得的黄金中取出200两换成美钞1万元，充作活动经费。他经常救济被解聘的进步大学教授。掩护、救济被国民党通缉的青年学生，资助他们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赞助宋庆龄等人发起的文艺界福利基金;还和各界人士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正义斗争。

包达三利用种种社会关系，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白区斗争。他多次让当时在中国航空公司任驾驶员的次子包启环利用工作便利，携带党的文件和药品运往西安、重庆、昆明等地;多次不顾危险，花巨款保释、营救被捕的同志。

捐献家产

1949年毛泽东在给邓小平、陈毅的电报中提到，“盛丕华、包达三等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1949年1月，包达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掩护下，化名“石龙公”，离开上海到香港，主要与中共代表潘汉年联系。为支持解放区，包达三经常将钱交给章乃器，由他转交到解放区。同年3月23日，包达三抱病与马寅初、黄炎培等从香港乘船赴哈尔滨，途中闻北平和平解放，轮船改道赴北平。毛泽东邀请包达三、黄炎培等上香山双清别墅餐叙，嘱勉其为上海解放贡献力量。

包达三在开国大典后回到上海，陈毅市长来看望，对包达三说：“你们是先头部队，以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们来做。”包达三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职务。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上海郊区土地改革随之展开。包达三带头拥护土地改革，将他在上海信义地产公司的98亩营业地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为支援抗美援朝，他带头捐献了一架飞机，还把珍藏的家财和名贵字画、玉器之类的文物全部“裸捐”给了国家，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1952年，包达三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1957年包达三先生因病在杭州去世，享年73岁。

（编辑 周静charm11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