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 大发展

王光宇 王烨 孙建斌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时而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和长远发展作出的重大谋划，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正式发布，标志着大湾区建设实现了从战略构想到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和新跨越。规划纲要将指引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国际一流湾区，实现高速高质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还承担着“国之所需”的厚重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大湾区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统一的高度审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担当的多重国家使命。只有从“国之所需”的高度明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使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親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总书记十分关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体现了对粤港澳三地的充分信任和殷殷嘱托，为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行动指南，对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创新要素集聚。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7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10万亿元。另外，粤港澳创新基础雄厚，三地科技研发、转化能力突出，拥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程，创新要素吸引力强，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良好基础。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提供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便利，合作基础良好，国际化水平领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珠三角九市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既是港澳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的重大机遇，也是广东继续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大机遇、大文章，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拓展了新空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携手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准确把握大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

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确立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直接决定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方向和成败。

规划纲要在总体要求中指明了大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只有准确把握、牢牢贯彻这些事关大湾区未来的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总书记、党中央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才能确保大湾区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准确把握大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不动摇，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和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作，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三）新经济与贸易竞争背景下大湾区内生竞争优势潜力的形成

对于珠三角而言，诚然其外向联系一直是这一区域的优势所在，也应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政策概念导向下应延续的竞争优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新经济背景下，尤其在中美贸易竞争的大环境下，外源性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制约，相应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一方面是企业层面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也关乎国家层面的经济贸易安全。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优势也呈现出由外生向内生转化的潜力优势。

首先，这种内生性的潜力优势表现在产业层面上：随着珠三角从过去的“三来一补”模式向如今自主创新驱动的现代制造业引领者转型，在其外源性优势的促进下，这一区域表现出愈发强劲的原生性发育潜力。

其次，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该地企业的本土化程度，这是因为当危机到来时跨国企业可能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改变其投资战略而随时撤出，但本土企业往往更愿意留在当地与地区共渡难关。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正涌现出一大批优质的本土企业，一方面将市场从本土向外扩展，在全球新经济产业格局中成为愈发重要的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这一区域内生竞争优势的形成。此外，在金融建设上，广东省通过南沙、前海、横琴三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使得港—深—穗共同组成超级极，共同打造这一地区的新经济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依托珠江湾联结珠三角与港澳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的是，其中“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体制背景差异孕育了错综复杂却又活跃丰富的新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在新经济与贸易竞争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湾区内生潜力优势，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湾区优势的第三重内涵。

因此，在特殊的宏观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战略定位应是凭借其原有的外源性优势，通过粤港澳三地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达为：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此外，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进行“一国两制、三关税区”通力合作，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在规则建设、市场经济等方面利用香港和深圳的示范性优势，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这不仅符合这一地区独特的发展路径、顺应其内外部发展条件，也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政策性概念对于湾区内部粤—港—澳间合作促进的导向相吻合。

整合“9+2”优势   建设高速

高质发展的大湾区

就现阶段而言，全球范围内，除粤港澳大湾区外另有三大湾区，分别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这三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与它们的对比可以显示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粤港澳湾区覆盖面积5.65万平方公里，囊括人口6800万人，面积和人口均约为其他三大湾区之和;经济总量上，粤港澳湾区年产出约为1.36万亿美元，等同于纽约和东京湾区，且经济增速达到7%，远超三大湾区;科技创新上，截至2016年底，深圳累计PCT专利69347件，在全球创新活动活跃城市中位居第二，仅落后于东京的261308件，领先于硅谷和纽约。且粤港澳大湾区已启动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建设，以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加快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着力打造“中国硅谷”;航运能力上，粤港澳大湾区坐拥全球吞吐量第3 大的深圳港、第5大的香港港和第7大的广州港，总吞吐量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4.5倍，位列世界第一;产业结构上，纽约湾区被誉为“金融湾区”，金融保险业占地区GDP的16%;东京湾区被称为“产业湾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16%;旧金山湾区则是“科技湾区”，拥有举世闻名的硅谷和20多所著名大学。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更加均衡，香港是国际著名的金融中心，珠江东岸的信息产业和西岸的装备制造业蓬勃兴起，而深圳的创新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金融、产业和科技上，粤港澳大湾区均能对标三大湾区。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前期基础扎实，国际竞争优势明显。未来，粤港澳三地要立足湾区资源禀赋实际，协同域内所长，把握施策重心。

第一，做好政策共商与施策协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制度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特點，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另外，粤港澳地区的未来面临着交通规划、社会和环境治理等区域性课题。

第二，注重比较优势与跨界协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群必然表现为“多圈、多核、叠合、共生”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大都市连绵区是以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并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的经济联系，沿着综合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市一体化地区。这是一种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资源的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高级阶段。大湾区的四大核心城市包括港、澳、穗、深，就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理念和经验来看，应围绕核心城市，做好“中心—外围”的协同关系，使中心城市发挥引领作用，增强对节点城市的外溢。在此基础上，三地应按照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明确各城市发展定位，根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发挥核心优势和跨界协同。

第三，聚焦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产业根基。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已存在一定的产业集群，例如中山市形成了机械电子、包装、灯具和休闲服饰的产业集群;东莞则存在电子行业的产业集群;广州集聚了牛仔服饰和汽车产业集群;惠州则集聚了大量制鞋工厂等。广东装备制造业已经拥有以通信、计算机及系统、医疗仪器设备、仪器仪表、输变电及电工器材、汽车、特种船舶、海洋工程装备为代表的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高端制造业。因此，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应紧密结合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加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集群。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支撑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必须充分发掘港澳服务业高度发达的优势，推进服务业领域务实高效合作，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要按照规划纲要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推进商务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推动健康服务、家庭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质量方向转变，以航运物流、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专业服务等为重点，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第四，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可谓切中粤港澳未来发展要害，对于三地以命运与共、包容开放、互惠共赢心态凝聚价值共识，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增强大湾区民众向心力和文化软实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心理支撑，更好推进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优势，以湾区人文精神和文化软实力培育为重点，深化和巩固湾区共同体意识。同时，要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为抓手，打破跨界壁垒，提升双向开放市场化水平，真正做到贸易便利化、投资双向化、金融一体化和人才流动自由化。

综上所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应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和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作，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港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