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新儒商价值

文/廖中华

中国商业新儒商价值

文/廖中华

宋明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以及先哲朱熹、王阳明、戴震等，从不同视角精辟阐述了古代商业文化思想对近代新儒商价值观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新儒商价值观成因

儒家的传统就是经过现代转化的儒家的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它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资源。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它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需要在储积精神资源方面开发。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商战，需要造就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即我们所说的新儒商。振兴中华，需要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需要新一代儒商。新儒商概念的界定就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会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义利并重”、“合义取利。“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结合，是指具有儒家伦理素养和品格的商人的简称。新儒商，儒是什么？儒不仅是学人身份，不仅是历史文化，还是一种精神气质。所以新儒商不是风雅的点缀，它应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具有精神文化特征的一个概念。

明清儒商群体大致有两部分：一是士大夫中由商业转而经商者，在社会身份上似乎有儒士向商人的变换，但其意识观念、价值导向上仍执著于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二是由商而进儒者，这类商人原本不属儒家，但大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或本身受儒家义理精神的熏陶，入商海后痛感有克服奸、贪、机巧等弊端的必要，或者深切意识到高洁的名声和德性才是获得良好的商业效应所不可缺失的，所以“虽营商业者，亦有儒风”。新儒商的崛起必将对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及企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必将推动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推动经济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推动企业变革及企业管理思想的聚变。

“工商皆本”与“新儒商”的命题

中国缺少没有传统商业思想，但有高度影响新儒商建设的宋明哲学思想，影响和左右近现代工商业思想的儒士和理论。

孔子通过“义以求利”的命题作义利关系之论，客观上也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士与农商常相混”的局面，渐渐形成正式的儒商群体。至明末清初，启蒙学者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命题。

《易传》中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当时的商业写照。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从“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实物交换至贝壳、刀币、铜币以及金银及其铸币，一直到纸币，货币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的阶段脉络清晰完备，没有缺环。巴比仑和埃及的文化虽然早于中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其远古货币的记载和实物。而中国古代，据《汉书、食货志》所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管子》书说“汤、禹以金铸币”。《史记、平准书》则说“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钱刀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可见货币经济兴起并确立之早，据学者考证，至迟到周定王时已有钱币流通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文化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多从贝，分贝成贫，贝少为贱。可证在文字形成之初，贝壳已是体现价值的东西。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各种财富的价值都是通过货币表示出来。同时货币又是购买手段，各种商品和劳动都要通过它才能取得。尽管千年来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城市里，货币经济亦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运作形式。

随着货币经济的产生，金融业也迅猛发展起来。到唐代时，长安“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其西市更为繁荣，有平准局，衣肆，秤行，旅店等，成为中国初期的金融市场。在这里流通着各种信用。供给信用的除富商官吏外，还有抵押信用的质库，普通信用的公廨，收受存款或供给保管便利的柜坊，寄附铺和从事兑换业，买卖金银，及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今之金融业的主要职能当时全都具备”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工商皆本”是对古代商业活动的积极肯定，是“本末观”的一场革命，反映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商业作用下观念发生渐变，显示了商业的力量。

影响“内圣外王”的大儒

大儒周敦颐始终怀有儒家所共有的那种追求建功立业、经世济民的情结。独善其身的心注修养，兼善天下的经世事业，内向与外向，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割裂，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内和相通，追求的是儒教之道。秦汉以后，“和”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现象的本质概括，贯穿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各个时代以及各家各派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比如冯友兰先生，晚年的时候认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沟通”的价值。甚至他要回到早年他所理解的张横渠所讲的四句话，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宏观的人文精神在《中庸》里面体现得特别突出。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朱子学说从整体上讲，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学说，其核心部分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的学问。他所注意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理想人生，如何实现理想人生。人生在世，一息尚存，总要完成天赋的生存使命。所以他一方面强调“去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在朱熹看来，在世间吃了饭后，不做些事，无道理。这里的做事当然包括经商。朱熹本人曾以刻书谋生，做过一段时间书商，因此，朱熹的理学虽不是商人文化，但他对人欲的理解，却为后来的儒商将理学熔铸商业文化提供了可能。所以说，朱熹是实用理性的源头，沿朱熹的思路，徽商把理欲相通引申到士商关系的解释中，提出了贾儒相通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下，而贾儒相通，是对传统士农工商四民尊卑贵贱序列的否定。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良心哲学对商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做人要讲良心，成为商人的行为准则。宁波商人开钱庄票号，家族氏商帮在这根主线上串联起来，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世上磨炼。

王夫之在自己的理论中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遇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特殊蛇律），二者是“统此一物”不可分离的，王夫之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存在的，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其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王夫之在自己的学说中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驳斥了以往学者“泥古薄今”的历史观点，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戴震提出“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主张用“经学”之征实有据。在戴震看来，“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所以“理在事中”，“气化即道”，而不是像程朱所说的那样，“理在气先”、“理能生气”。

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戴震认为，人欲的存在是天然合理的，“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气血心知之自然也。”强调“理者存于欲者”，理欲无法截然分开，向统治阶级发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呼吁，在对理学的批判上，对人欲的肯定上，戴震对于哲学的系统性和深刻性，都超过了清初三大思想家。

“贾何负与儒”，“良贾何负宏儒”的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观，标志着儒商文化整合的成功，奠定了儒商成为明清商业文化基础。戴震的商业思想对今天的新儒商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道就是人道

魏源则被称为西学中用第一人，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经典，是拿来主义的开山鼻祖。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关系十分密切。“做生意不是赚取金钱而是赚取人心”，“商道就是人道”。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没有过时的商业理念。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梳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

左宗棠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官商合一的最好例证，成为中国新儒商的奇特现象。

守望者和发现者

我们旗帜鲜明地亮出儒商旗号，新儒商应该汲取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以义取利，诚信敬业，货真价实，和睦协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摒弃传统儒商的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以及“以官为本”、谦和忍让的历史局限。要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守望者，成为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现者，守望和发现就是新儒商“内圣外王”的本质。

“内圣外王”，一半是阴，一半是阳；一半是海水，另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厚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向内的张力，另一半是向外的伸展；一半是阴柔直美，另一半是阳刚之气；一半是根深蒂固的坚持，另一半是奔放开朗的放纵；一半是内敛，另一半是激情；一半是雅致的儒商，另一半是功利的官商；一半是聚集财富的市场掘金者，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