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

时间：2024-04-25

文/司马云杰

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

文/司马云杰

【编者按】：“21世纪商业文化论坛”于2015年4月18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举行。司马云杰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与商业精神”的演讲，从历史角度反思商业文化的渊源与发展，并且探讨了商业精神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司马云杰

1939年11月生，河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化社会学及文化哲学教授，1964年8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其著作《文化社会学》获1987年度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分别获第六届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大道运行论》获第十届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一、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发展

什么是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就是商品创造、生产、交换中所产生的文化。若从这个定义出发看待商业文化，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产生可谓源远流长。伏羲处渔猎时代，有无商品交换，尚无记载。古书说“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1，制俪皮，已不是打猎获取的兽皮，而是经过制作的皮革产品。这已经是文化创造了。但它只是说作为婚嫁之礼使用的，并没有说拿到市场去交换。因此，还不能断定它是商品文化。但这发展到神农时代就不一样了。“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随着农业的发展，剩余产品也开始了商品交换。《易传》所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2，就是指当时的市场商品交换。噬嗑，即市场经纪管理者的吆喝声。《噬嗑》卦二阳中虚，说明当时已经设关置市了。王船山说：“《噬嗑》之象，上下二阳，设为关肆；阴为民为利，九四象有司治市者，讥察于中，使三阴各退，不终合，以免黩货无厌也。”3《易传》说“颐中有物曰噬嗑”4，“颐中有物”，即经纪管理者吆喝的价格。“噬干肉，得黄金”5，说明商品已经进入货币交换了。这发展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6，商品经济更为发展，商业文化更为发达了。随着大禹治水成功，“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三壤成赋”，不仅解决了赋税问题，而且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也发展了起来，如海岱青州一带的丝、枲、铅、松、怪石，“浮于汶，通于济”；淮海扬州一带的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卉服、篚织，“均江海，通淮、泗”7等等，就是其当时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也说明各地商业文化的发展。

随着商业文化的创造、生产及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人员构成，就发生了社会分工，产生了士、农、工、商四个不同阶层，产生了商业文化的主体——商人。《周礼》讲“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8；《汉书》讲“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9。凡此皆是讲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及商人阶层和商业文化主体的产生。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10可知士、农、工、商对社会发展和百姓生存是多重要了。司马迁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11特别是商人的出现及商业文化的发展，不仅“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是各种珍贵物资的买卖者、交换者，即“通财鬻货”者，而且没有商业的发展，就会造成“三宝绝”，即食、事、财的断绝和缺少，社会是很难维系的。此可知商业文化发展之重要也。

二、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与商业管理

司马迁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2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士、农、工、商的发展，包括“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事，而非政教管理期望发展出来的，故曰：“自然之验邪！”

这是不是说商业文化发展不需要管理，不要政治干预，礼义教化，任凭其自然发展，就可以了呢？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仅有“好是懿德”13的先天道德本性，还有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一开始就包含着阴阳、动静、清浊、善恶，包含着物欲情欲追求。为了生存，“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天然合理的，故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故曰：“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司马迁认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4，在士、农、工、商的四业中，从事商业活动是最能让人很快富裕的职业。人过度追求物欲，追求富贵金钱，也会陷入非理性，陷入司马迁所说的“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15的情况。而且为了物欲，为了赚钱，会弃农经商，打破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禹贡》说，禹夏时“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16。据《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所载，商王亥曾作客于有易之国，从事畜牧牛羊，而行淫享乐，有易之君绵臣杀王亥而取其牛的事件。凡此，皆属于人的非理性物欲，从事商业文化活动，正常社会经济秩被打破序者。特别是为了霸业，单纯功利追求，更会造成社会不平衡与危机。例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17。这是不利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

由上可知，商业文化发展，商品经济活动，是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干预、礼义教化的。因此，中国古代随着商业文化发展，商品经济活动展开，也就开始了商业管理。前面所说神农时代《噬嗑》之象，上下二阳，设为关肆，就是属于商业文化管理。这发展到商周时期更为严格。周朝在地官司徒之下，设司市之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18，就属于严格的商业文化管理。

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管理，有两种模式是值得注意的：就是经济管理上的政商合一与吏治管理上的政商分离。中国文化的“经济”二字，并非今天经济学所说的投入、产出、市场、利润、价格等活动，而是“经世致用，道济天下”之义。因此，从经世致用方面，国家是要管理商业活动的，实行政商合一，不能分离的。周朝惟王建国，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立天官冢宰，帅其属而掌邦治，立大宰之职，不仅“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而且“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其中“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就是国家对商业活动的管理。它在整个经治活动中是政商合一的：一方面“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19；另一方面，又通过司市之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市，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20。这就是汉代经世致用方面的政商合一。

在国家经世致用方面实行政商合一，而在吏治管理方面，则实行政商分离的政策。汉朝明文规定，商人及其子女不得做官，不得介入政治。《史记》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1《汉书》亦说：“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22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政治腐败的发生及仁义廉耻的丧失。这是因为，不仅商业发展会造成“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的局面，而且“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23。然而汉代，武帝时大量用兵，造成国库空虚，随用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以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自此以后，政治遭到商人侵袭，腐败也随之而生了：“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趶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24这种情况宋代更厉害，以至于发展到大商人“与人主争黔首”25的地步。当初，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是过严了点儿，苛刻了点儿，是不利于商业经济发展的，但汉代实行政商分离，在防止政治腐败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因此，商业文化创造与商品经济发展，还是需要一种伦理道德精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三、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经商不叫经商，不叫做买卖，而是叫“做生意”，它的意思是：把没有生意的地方，干枯死寂的地方，焕发岀生机，做出生意来。这种“生意”，生机勃勃的兴起，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范畴概念，称之为“仁”。仁，就是生意，就是生机，就是乾元，就是造化，就是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宇宙生命精神！所以，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说破一部《易经》，指陈玄门造化，及儒门《论》、《孟》教典，真正可为天地间大道真脉与流行不息之真精神者，只一个字即可说的，那就是“仁”。故明儒罗近溪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中间又何纤毫间隔？故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26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体论，商业文化精神的本体论。

惟“仁”是天地间之大道真脉，是儒门教典之真精神，也是商业文化的真精神。一部《论语》，一个“仁”字重复出现了一百零九次，无非是强调“仁”的精神；《大学》《中庸》之所阐释发挥者，也无非《易经》“大德曰仁”的精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地之间，正是有了乾元、坤元的两种最原始根本的力量，才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故仁者，天地之大德，生生之大用者也。中华民族，惟有得此天德大用，得此天地精神，才浩浩不息，绵绵相续，卓然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知仁，则知中国文化要义；知仁，则知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因此，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商业文化的精神，不是一切向钱看，单纯追求功利，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立于天地之大仁，仁爱天下，唤起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不是凯恩斯所讲的“恶有用”，利用“恶”从事一切经济活动，而是以仁德为根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兼济天下苍生；不是不管人民死活，横征暴敛，以满足自我的淫乐，而是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以诚明之心，德合内外，至诚不息，成己成物；不是二三其德，好货好色，巧取豪夺，而是以天德王道，仁爱百姓，兼济天下。

故中国文化精神之宗旨，彻天彻地，固执圆融，自内及外，浑然一体，贯彻始终者，只是仁的精神，只是生生的精神，只是大化流行、浩荡不息的精神，只是中华民族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而不是佛陀的自我解脱精神，或基督耶稣的拯救精神。一切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一切经世致用、道济天下的人们，都必须以天道至德，仁爱天下，都必须内心怀天地之仁德，反诸身，涵诸心，生化圆融，纯一不二者，以此生生之理，道济天下，必须以至诚不息为天职，以仁义之道行天下，以刚健中正之道协和万邦，以浩浩大化知觉主宰处为最高性命之理。

1《礼记·月令》正义引《世本》。

2《周易·系辞下传》。

3《周易内传》卷6上。

4《周易·彖上传》。

5《周易·象上传》。

6《周易·系辞下传》。

7《史记·夏本纪》。

8《周礼·冬官考工记》。

9《汉书·食货志上》。

10《史记·货殖列传》引。

11《史记·货殖列传》。

12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