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创新型思维：大国倡议与大国作为

文/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一带一路”的创新型思维：大国倡议与大国作为

文/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2015年3月18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战略院举办“一带一路”专题讲座，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老师做学术报告，2个多小时的精彩报告，博得全场的热烈欢迎，开阔了视野，创新了思路，对于“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高水平的理论指导。现在将报告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一、新的大国作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提出的大战略。因此，认识它要有大视野、大思路。首先要“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悟得透”，精准抓住时代的重大问题，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才有可能比较清晰地认识“一带一路”的本质特征。这里最关键的是“角度”，要从中国发展角度看“中国变化”，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位居前列的世界大国。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主席提出“大国外交”。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外交新思想。以往，我们主要提大国关系，就是要谨慎地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关系等问题，避免发生冲突、对抗，损害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如今提大国外交，着力点不同了，主要的含义是要以大国的姿态、大国的思维和大国的战略来开展外交，要有大国气派，发挥大国作用。这要求我们有新的定位，新的认识、新的方式和新的战略。具体而言，面对当今特殊的国际环境，我们怎么来显示大国的力量、利益、影响、作用、价值。这里，角度不同，视野、定位也就不同。

中国宣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要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新型国际合作关系。要做到这些，关键是要言必行、行必果，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世界负责。走新型大国崛起的道路，与西方大国崛起道路不同，就是要有新作为。西方大国国家采取战争手段扩张势力，推行殖民主义，中国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那么，中国做什么呢？要找到新的方式。中国提出来要构建命运共同体，要合作共赢。近年来，中国推动互联互通的建设，经济走廊建设，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倡导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以发展合作为宗旨的“一带一路”，为此设立丝路基金等等，凸显中国的思维，立志要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合作关系方面有新作为，有大作为。

如今，中国走新型大国崛起之路，已经进入“践行期”，走新路，又要有新作为，并不容易，困难很多。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的理论，往往会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中国说了，人家不一定信；中国做了，人家也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同时，在践行中存在着各种矛盾，需要用新的方式、创造性的方式去处理，处理好，既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又有共赢的结果。

如今，中国的角色变了。过去中国的综合实力不强，处于世界诸多事务的“配角”，如今中国的综合实力强了，中国从“配角”转变为“主角”，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了。别人看中国的视角也不同了，一件事情提出来，做出来，看法不一样，有说好的，也有怀疑的，也有担心的，还有拒止的。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新环境、新挑战。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更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华民族复兴的路还很长。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一般而言，崛起的大国，往往有两个危险：一是高估自己的实力，冒险盲动，盲动的结果往往就会陷入困境；二是被极端舆论“绑架”政策，做出不理性的错误决策，最终可能会酿成大祸。中国要避免这两个风险，平稳度过“危险期”。

当前，中国处于问题“多发期”，既有内部的问题，也有外部的问题，一些问题往往内外交织。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崛起强大引发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是有解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来解决问题。外部的问题，要针对不同的问题，寻求不同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方式。比如，对美国的战略性遏制，一方面中国要通过提升自己的实力来突破遏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争取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开展合作。对于周边地区的一些争端，特别是南海争端，一则坚持当事国双边谈判的办法，二则利用东盟这个区域组织，稳定大局。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外部国家介入，挑动事端，激化矛盾，需要冷静应对，尽可能减少麻烦，被拖入陷阱。

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政治上，中国也在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协商民主体制。这种探索也具有国际意义。前不久，美国学者黎安友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真正挑战是政治，即如果中国搞一套不同于西方体制的新政治模式，取得成功，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国家就会学习中国，不选择西方的普世民主体制。这会对西方政治带来严峻的挑战，迫使西方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显然，作为大国的中国要有大作为，要有与众不同的大作为。中国的大作为并不是要领头推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西方对立、对抗，而是在参与现行体系下，推动现行体系的调整与改革，以自己的方式建设性发挥大的作用，既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又惠及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和谐，因为中国要走的强国之路是与西方大国不同的和平发展之路。

二、“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国战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唱独角戏，而是搞大合唱，大家共建，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是一种“增量拓展”，不是替代现有的国际和地区机制。所谓“增量”，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新老相互补充，开展合作。现有的国际和地区机制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亚洲需要8万亿美元，现有的国际和区域组织机构只能提供很少的一部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么不建设，要么建立新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下子有这么多的国家报名参加，争当创始成员国。

1984年中国14个沿海经济区、14个沿边开发区，前一个很成功，后一个小打小闹，走不出去。因为中国是一个陆海国家，陆地开发与开放需要新的国际合作契机。沿海资源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东部与西部的流动，但是只是在国内，而“一带一路”就不同，将中国的中西部变为开放前沿，内陆向外走的空间大大延伸，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欧洲等经济区融合起来，内陆也像沿海那样有巨大的国际拓展空间。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光着眼于海路，而是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构建港口网络、沿海经济区，形成沿海经济发展带。海上丝绸之路还要构建海上新秩序，推动航行自由，航行安全与海上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东部、中部、西部，沿边、沿海可以形成互动，实现国内资源均衡化发展与国际合作新格局。

如今，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度改革，机制创新，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也许要30年、50年，我们要抓住这一“过渡期”，发展我们自身的综合实力。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抓住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契机，我们只有一点点地做，逐步增强中国的整体实力。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大国发展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

推进“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同设计、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原则，舆论导向很重要，发展问题是大多数国家的核心问题，国家利益的综合思考，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注意综合平衡力。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构建，重点是中国周边国家，构建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带和依托带，互联互通，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条条大道通中国，让周边有一个良好的依托，可以显著增强中国的国际安全度。“一带一路”不是从零开始，原来已经有很多项目、规划，如今统一放在“一带一路”这一个大战略下，将有更大的视野，不同项目之间可以连接，旧的项目也就有新的含义，作为一个跨时空的大国战略，现在建、将来建，可以通盘设计、建设、发展，形成一个跨时空的国际合作产业链、产业网。

现在，各个省市正在制定落实方案，鉴于“一带一路”是举国战略，部分地区，都可以参与，关键是抓住机会，寻求机会，不要等机会，要提高参与的能力，不要政府包办，参与的主体是企业。

“一带一路”建设要规避风险，对合作伙伴国的政治、经济、政党、政策、人物、企业要有细化的研究，要有预测性研究。像斯里兰卡国内政局变化这样的大事要有预测。我们要注意“问题导向”的研究，注意宣传技巧，规避敏感问题。比如，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敏感问题。中国越强大，华人问题越突出。

“一带一路”将中国投资外移，会不会出现“国内空洞化”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把产业转移出去也不行。“一带一路”可以产生“创造性转移”。一带一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造新的投资和贸易机会，可以到那里投资，把现有的生产能力扩大。比如，当地建桥梁，需要水泥、钢铁，可以在当地建水泥厂、钢构厂等，这样就不必把产能都转移出去。

“一带一路”的项目设计要与沿线国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布局当地重点项目，形成新的现代产业链、产业网，增强当地经济的原创力。这是一个“养鸡下蛋”的策略，通过现代产业园、建工厂，搞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带动国内机器设备的出口，尤其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建设新的经济增长带。

“一带一路”项目是政府推动的项目，采取PPP模式，遵循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创新融资机制，亚投行、国际金融参与均有清晰的规则和规划，国内各个省市参与中央规划的项目，在实施阶段将严格遵循国际法律、国际合作规则，可以规避商业陷阱和项目风险。

欧亚大陆桥成为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联系的通路，尤其是中西部经济与欧洲经济紧密协同。比如成都发往欧洲的列车，往往是去的时候物流充足，从欧洲回来是空车。今后可以发展物流网络化、电子化，将国际贸易与国内物流系统对接，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协同度，创造更多的新价。

***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而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因此，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开创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创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新关系，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新感情。这样，也就为走新型大国崛起之路提供经验。

张蕴岭

1945年5月出生，男，汉族，山东汶上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毕业，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合组织与东亚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学术专长为世界经济、国际关系。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学术成就

张蕴岭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地区合作问题专家。1999－2001担任“东亚展望小组成员”，2001-2002年担任中国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2003－2004年担任亚欧合作专家组亚洲代表成员，2004－2006担任由东亚13个国家专家组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专家组主席，2006-2009担任“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可行性研究专家组（CEPEA）成员，2009年至今，担任中韩联合专家委员会中方执行主席，外交部亚洲合作咨询委员等。

国际活动

1985－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访问学者，1991-1992年欧洲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级客座教授，2000年日本中央大学客座教授，2009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日本亚太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聘为兼职教授。

张蕴岭教授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主要代表专著有：

《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1989），《世纪的挑战》（1990），《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2000，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伙伴还是对手》（2001），《亚洲现代化透视》（2001，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三等奖），《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安全》（2002），《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亚太区域合作》（2003），《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与前景》（2004，英文），《未来10－15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2004，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东亚区域主义与中国》（2006年，英文），《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2007年），《中国与邻国的新伙伴关系》（2008，英文）、《中国与亚洲区域主义》（2009，英文，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2010，英文，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