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载德——明清陕西商帮的诚信经营精神

李刚+王俊霞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观，它作为精神支撑引导陕西商人在祖国西部的苍茫天地里驰骋了五百余年，作为思想源泉化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商人，成为陕西商人区别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重要标志。

一、厚重质直是陕西商人的精神内核

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厥土黄壤的自然风貌，形成了秦人忠厚为本，诚实不欺，不尚空言、求真务实的人生品格。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继承了秦人的历史传统，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于商界。薛福成在《庸盦海外文摘》中总结山陕商人的特点是：“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

陕西商人厚重质直的本色意识，首先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商业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表现出秦人以汉族正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汉口山陕会馆志》将陕西商人崇扬仁、义、礼、智、信的国家意识表现的很明白：“夫子读麟经深明大义，……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上方悬有“富国裕民”的牌匾，反映了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的精神诉求。而陕西潼关商人师世卿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意义则表达为“士在上则立功于国家，士在下则致行于闾里”。这种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精神浸透在陕商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明初的输粟边关千里运粮，驮茶换马，拱守边疆；到清初的弃淮入川，反清匡汉；再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富室商贾莫不慷慨解囊，以国事为重。富平商人李尽心，发家后不忘国家，主动到陕西布政使司处请求输金助边险，有司大夫询其数，他回答说“唯命耳”，官府初以五十金为数，李公认为太少，后增至上千金方罢，官府大人疑其有狂疾，后李尽心以二万金缴纳司库，充分表达了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愫。清末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西商人纷纷捐资国难，如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马合盛捐银10万两，一时“资政大夫”牌匾挂遍渭北各县，表达了朝廷对陕西商人以商事国精神的肯定。

陕西土厚水深、高原横亘的自然风貌又造就了秦人厚重自负的性格特征。

他们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自觉，对自己的职业名节看的比什么都重。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娶之。新婚不久，郑韶将携货远行，对妻子说：“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 …常暂出以辑理南北之财。”其妻曰：“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高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在重农抑末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辞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豪和陕西人特有的不交官府的职业习惯，在“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官本位”社会风气下，敢讲这样的话，没有很高水平的职业自觉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商人梁选橡业盐扬州，当时盐法规定商人按序守支，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官府，改变原定序次，提前支取盐斤“获厚利寻常一倍”，名曰“超挚”，“一时乡人争先超挚，咸来邀梁”。梁选橡以为不可，他说：“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说明陕西商人把自己的名节看的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遵守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的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

二、以义制利是陕西商人的经营原则

陕西为古雍州，是中华文化的发祥之地。几千年传统礼仪的教化，使陕西商人做生意多讲义理，讲求以义制利，义先利后，义在利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为陕商所不齿。

陕西商人义中取利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为公平交易、义在利上。

开封山陕会馆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就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字样。社旗山陕会馆石牌坊中坊两石雕均刻有“仗义”“秉中”的铭言；而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铁旗杆上则铸有“公义”“参天”的铁字，象征山陕商人仗义取财的忠义品质。事实上“忠义取财”“以德谋利”是贯穿于陕西商人经营活动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陕西商人注重自身名节，“活人”即存身立命的标准。陕西富平著名商人刘邦祯，在湖北荆州做生意，豁达谦让，人皆敬慕，且仗义顾利，归时取赀，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众人皆惑而不解，他常笑而不答。又常常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劵舍负，亦屡千计，受到世人称颂，被誉为“邑中第一家”。三原商人高友槐，起先为县令，苦于宗禄不济，难以养家糊口，有感曰“丈夫堕地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弃官为商，富而好行其德，将本钱贷放给戚党无告者，使其经商于吴越燕赵之间并宽其期限，量力取利，不能还本付息者，不仅不催迫，反而厚待其归，对那些身死客乡的戚家里党，他都扶柩以归。对他的德行操守深深感动了人们，结果家大起，身至巨万。耀县乔世宁之父，常积粟食万石，遂薄取其息以赈饥人”，被称为“万石君”，留下很好的名声，儿子乔世宁才能成为陕西著名乡绅。

陕西商人义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忠义经商，善结人脉，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

陕西大荔商人李振业，家贫父贩夫为生，童时随父灌园贩粟，常与一友贩枣于四川，分息时总是少取其息，颇有鲍叔牙之风。陕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做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定盟交，赵每还家便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取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endprint

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传为陕西商界佳话。长安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爱其忠义，求为伙计，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这种忠义求财、不闻回报的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高陵商人程希仁，早年从父亲在城固做生意，放贷于川湖间。有一年家乡闹灾，里中有桑姓二人，逃难至城固，几不能生，希仁见状宅心仁厚，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还帮其复业起家。后希仁死，两兄弟奔丧，悲戚殊常人，问其故，才告知前情，人多泪下。陕商王君在兰州做生意，经营三十余年，家有薄资，一日独游黄河之滨，见一少年欲投河寻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将收得的债金百余金不幸丢失，无法复账，投河欲死。王君听罢，沉思良久，遂执子之手引至酒肆，写一欠债白金的欠条，交给了这个少年，并对青年说，我家在某处，明日持劵来，我帮你还债。第二天少年至，王君携其归家，对家人说：“此乃故人之子，我当年欠其父之债，当速还之。”儿子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死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才说出了前情。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 …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

陕西商人义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敢于仗义执言，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

大荔商人赵第魁，家贫在四川为人做伙计，见东家有冤狱，第魁激于义，帮其打官司，申雪冤狱，主感其恩，欲将店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我帮你打官司是出于道义，路见不平罢了，如果取你家财，我成何人了”，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肝胆。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就下四川做生意，在一熊氏开的店铺中当伙计。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主人赚了不少钱。熊氏感其甚，欲帮其买官入仕，玉树对主人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清人著作《新齐谐》中记载了一则故事，长安县商人孙某在苏州人张元公开的布行中为伙计，性诚谨而勤，凡他经手的生意莫不发三倍之利，故张元公以宾客相待，三五年中为张元公致家资十万。有一年，孙某病重，张至前问身后事，孙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两个儿子在家。”张亲送棺至长安，到家后孙掀盖而起，原来孙某装死以避主恩。

三、诚信为本是陕西商人的经营特色

陕西商人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这在明清的中国商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清末文人郭嵩焘曾总结山陕商人经营的基本特点是：“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言九鼎，言不二价，树立诚商良贾的市场形象。

陕西富平有个镇叫“直镇”，秦汉以来就以言不二价而闻名关中。无独有偶，陕西耀州区有个镇亦叫“直市镇”，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陕西延安亦有镇曰“百直镇”，“久为商贾辐轴之所”，百年以言不二价而闻名陕北，故曰“百直镇”。这些地域民俗说明诚实经商、言不二价是陕西商人五百余年形成的优良传统。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又尝曰：“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名闻遐迩，被大家尊称为“不二郭家”，这就是陕西商人的诚信精神。

诚信为本的经营特色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开拓市场。

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渭南商人曹昆璋，辛兴里人，其父在四川做生意，多年教导家人“日后至蜀，即以忠信著闻”，昆璋谨记父命，因家中食指日繁，弃学就商，在川中诚信待人，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信誉，被同行们称为“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咸倚重，争以囊金寄他，贾益大起”。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娇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

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商运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稀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绝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进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他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陕西商人冯翊眭，永乐年间在山东临清做生意，有一次在汴洛间拾客银百金，客人失金欲死，翊眭问得实情，悉数返还。渭南商人白凤舞在羌镇开当铺，有一商人从他的当铺借银归，遗银百两在路上，凤舞自后拾之，即慨送其人，遗者感激不尽。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做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查看，见不是自家丟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鬻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再一例是合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使债主们很受感动。

读了这些事例，便可知郭嵩焘对陕西商人特点的评价是可靠的信史，便可知诚信经营是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界最大的本色性格，这也是陕西商人留给我们最富有教益的历史遗产。继承之一历史遗产便是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源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