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花馍共同体的探索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此我国兴起了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复兴运动。关中花馍是一种带有陕西关中地区特色的面食产品，它融合了民间的剪纸、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因此种类多样，色彩丰富。关中花馍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民俗研究价值。通过对关中花馍的调查研究和发现，将花馍的运作机制充分与市场经济相融合，从而达到对关中花馍及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目的。

关键词：关中花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

一、关中花馍的发展与研究概况

陕西地处我国中原地区，长久以来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因此面食文化较为发达。关中花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并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民俗价值以及文化价值，从而在关中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它不仅是人们用于维系生活世界的纽带，在特别的日子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寄托。

纵观前人的研究可知大都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美学或者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花馍进行研究，从花馍的运作机制与作为文化系统的分支角度出发所做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将从关中花馍作为社会文化子系统的这一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变迁和传承，以及花馍制作的参与者在整个社区共同体运作中的地位对其进行研究。

二、花馍共同体的运作机制

1.传承机制

本次进行调研的村子在咸阳市旬邑县，花馍是村子比较有名的代表，但是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当地的苹果。

“等你们这些老婆（老太太）都死完了，谁还做这馍！”这是一位前来购买花馍的大爷看到围坐成一圈正在进行花馍制作的大娘们脱口而出的。这样一句半开玩笑半嘲讽的打趣话可以听出大爷并无恶意，但真实地表露出一个村民对当地花馍发展困境的无奈。一方面，大爷认为花馍的制作技艺仅仅掌握在村里无劳动能力的老太太手中，在我国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空心化”的村庄早已不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花馍制作这类不能进行量产且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手工活正在逐渐丧失其文化价值，因此也就无法进行传承;另一方面，村里的居民关于花馍文化的共同记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逐步淡漠，过节、贺喜、亲戚走访等处于关系网的个体间进行情感联络的重要事件，人们用各种精致的礼盒来代替简易包装的手工礼品，这其中充斥着虚荣、自负与遗忘。[2]

我国北方的村庄从结构上看多属于分裂型村庄，村民间关系的原子化与认同的分化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发展为半熟人社会，在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下，宗族观念对村民的影响大大减弱，差序格局因此逐渐瓦解，导致村民之间的联系减弱，同时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最终发展成为外向型的模式，即有能力的村民不会关注村庄的发展，最终将离开村庄。在这样的背景下，花馍制作技艺的衰落也会是必然趋势。

二十年前的村庄，花馍的传承是理所应当且顺其自然的，如今在遇到节日时，人们只能通过商店进行购买，这一转变与农村空心化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按照传统来说，制作花馍的确是农村妇女熟练掌握的技巧之一，但是当青壮年劳动力逐渐流失后，只有少部分妇女会切身参与到花馍制作的过程中，不仅传承范围大大缩小，而且最为精巧的技艺没有从花馍制作的妇女手中充分传承。

2.生产机制

本次田野走访的对象是一位名叫连芳侠的手工艺者，今年68岁。连大娘有一个剪纸合作社，因为她从小对画画美术这类艺术活动非常感兴趣，在上学时就展露出特殊的绘画天赋，之后又投身于剪纸行业，并依靠剪纸成名，因此剪纸是她主要的经济来源，关于做花馍，可以算是连大娘的“兼职”。由于剪纸不受特定民俗的影响，因此一年四季都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尤其在特殊节日时，其需求量会大幅攀升，这样一门剪纸手艺对于一位农村妇女来说相当于“铁饭碗”般。反观花馍的市场需求，只有每逢九月九、有人过世和小孩满月才会有较大需求，村民日常食用的馒头制作简单方便且易储存，因此大多为自给自足。不同于馒头的是，花馍复杂的工艺和形状设计都是相当耗时耗力的。

2019年阴历九月九的前几天，我有幸观看到花馍制作的全过程。一整个花馍从设计到装饰是由四位大娘合作完成，她们围坐在一起，年级最大的一位竟有84岁，她能一边制作装饰花样还能一边和我对话，精神状态非常饱满。花馍制作的第一步是画出需要制作的形状，形状大都取自在民间寓意着好兆头的动物，例如鱼寓意年年有余;老虎寓意生龙活虎;龙寓意事业飞黄腾达等等。大体形状制作完毕后是在模子上贴出花样，大娘们需要用面捏出动物的身体部位，尤其是眼睛的制作最为重要，她们会用芝麻、核桃、花生、葡萄干等坚果作为点缀。最后一步就是上锅蒸熟，只需二三十分钟，一个完整的花馍至此就制作完成了。[3]

3.评价机制

相传花馍的来源和柳英环这位历史人物有关，而柳英环就是戏剧人物王宝钏的原型。据说柳英环当时不得已离开娘家，临走之时不愿收娘亲的钱，但是母亲舍不得自己的女儿，因此把馒头做成花样，把钱藏在馒头中让柳英环带走。在历史上花馍用来寄托父母对儿女的思念与牵挂，在现代的村庄中，人们还保留着通过馈赠小小的花馍来传情达意，村庄中这种自觉地传承能很好地体现出村民们对于传统的认可和需求;同时花馍作为物品，在礼物流动中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或许正在消失，但却未被替代，这从侧面体现出当地人对于花馍所蕴含文化价值的认可。

花馍在赠送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赠与者在购买时需要在原本的购买数量上加一，因為受赠者会在赠与者离开时拿出一个作为回礼，当地人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是“不让对方空手而归”，这恰恰体现了我国“礼尚往来”的优秀传统文化。

三、花馍手工艺共同体

1.花馍手工艺共同体的构成——“业缘”、“趣缘”

在当地，由于多个村子之间间隔不太明显且共用一条主要的乡镇街道，街道两侧的馍店也都是由来自不同村子的人所经营的。每逢特殊节日，这些店主就会在各自的“朋友圈”中组织有花馍制作手艺的妇女，花馍制作队伍的构成是多元的，妇女们往往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也不都完全相识，甚至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虽然村庄人际关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从之前的有机化转向原子化，村民们的人际交往因此更具理性化，这也有利于花馍制作共同体的形成，因为共同的活动——花馍制作，将各个村子的妇女们组织起来，她们之间得以形成“业缘”或“趣缘”关系。当问到大娘们私下是否还有联系时，连大娘回答我说：“在一起联系干啥？”，这体现出花馍手工艺共同体与我们现代的社会小团体是不同的。花馍手工艺共同体不同的是，妇女们在店主的召集下，因为对花馍艺术感兴趣有手艺因而聚集在一起，在制作过程中她们会对制作花样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当集体制作花馍这一行为结束后，她们便不再联系，直至下一次集体制作花馍的行动开始。在这一过程中，花馍制作者之间的趣缘联系较弱，以至于在花馍制作共同体中业缘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相同的手艺与爱好也不足以维持手工艺者之间的联系。

2.花馍手工艺生产间的联系——人情与面子

每个村都有精通花馍制作技艺的妇女，但是在花馍制作的过程中，虽然她们之间存在着关系网，但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馍店店主在整个过程中作为雇佣方来联系花馍制作的妇女，这使得店主位于花馍制作共同体的中心位置，由于村庄的社会关联较弱，被联系的妇女大都是和店主有过合作或有熟人推荐，因此每一位妇女按照与店主的亲疏远近分布在关系网中。连大娘是馍店店主的娘家熟人，在对话中提到她本来不会参加当天的花馍制作，但是因为店主一方面缺人手，另一方面因为是亲戚相识的熟人，在之前又有过多次联系，大娘本想拒绝但又怕会形成误会，于是她便接下了这个活。在这位店主的关系网中，连大娘不一定是相识最久、交情最深的，但却是相较于其他几位大娘关系最近的。“娘家熟人”表现出村庄这类“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人情与亲情总是相互牵扯不可分说的。

连大娘也不是非去不可，店主被拒绝后完全可以在开始制作花馍前找到另一位技艺娴熟的大娘，但是连大娘最终参与了花馍制作，这其中包含着人情与面子。假设连大娘拒绝店主的邀请，那么店主会认为自己娘家熟人的人情是否欠妥，会认为连大娘不讲亲戚关系;连大娘会觉得店主从此对自己心生芥蒂有所看法，认为她不是一个将情理的人。

3.市场经济的两面性

对于花馍的传承来说，市场经济在早期对它的传承造成了冲击，但是在当前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又将激起更多人对于花馍文化的关注。

早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里的年轻人看到外出打工能够获得比在村里务农更大的收益，尽早地趋利避害成为了他们的选择，因此花馍制作工艺的传承就停留在老一辈和少部分留在村子的妇女手中;因为对于传统文化的渐渐淡漠，人们也不会投入更多精力在样式设计上，因此样式逐渐单一、关注度逐渐下降便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提倡复兴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重返人们的生活世界，同时在国外也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在村镇中，制作花馍的习俗受到冲击的程度小于在城市中的影响，从一些社会交往活动中就可以看到差异之处。

四、结语

花饃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把花馍推向市场，在最初运作时一定是艰难的，这需要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至少让从事花馍保护的人在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运作之前不会贫困潦倒，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才从事花馍的保护和开发，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花馍的生产和销售。[4]

提升花馍的不可替代性同样会对花馍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提升花馍的文化价值，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从而使花馍文化得以被重视。在快节奏的时代，馒头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花馍复杂的工艺隔断了自身与平常百姓之间的联系，如果有更快捷的制作方式，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市场前景。

参考文献：

[1] 薛生辉. 西北民间花馍与民族文化传承[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4）：128.

[2] 王冠英.中国古代民间工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蓝先琳，许之敏.民间面塑源流浅议[J].中国美术馆，2007（10）

[4] 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翟一欣，女，1996.7，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