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中国海外“农民工”

陶志彭　宋宗利　李　艳　周　和　邱　敏

据世界银行估计,去年全球所有的海外劳工向发展中国家汇款的总额约为3050亿美元,是前者提供给贫困国家援助资金的3倍。中国海外劳工,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农民工”群体,在官方统计的400万人数字之后,到底还有多少所谓的“黑劳”在努力奋斗,到底还有多少看似光鲜的外援在为国谋利,我们无法计数。

破碎的异国淘金梦

怀揣着到海外打工致富的梦想,每一年,都有数十上百万的中国工人被世界各地的生产企业雇用。

郭福波曾是辽宁一家国有工厂的车工,夫妻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小饭店,半年亏了五六千元,被迫关停。“那时候看看以前的老同学们,有七八个都出国打工赚钱去了。”郭福波被周遭的朋友刺激着,终于有一天他也踏上了这条路。

而林明所在的福建平潭县,众多的年轻人也有差不多的理想:凑够8万元的“中介费”,到国外打工赚大钱。不过,林明却凑不出这钱来,他收入不稳定,一家四口刚够吃喝。

转机出现在去年,当时,身为“中介”的林我斌给林明打开了合法到波兰务工的一扇窗。他对林明承诺说,出去后包吃包住,每月工资至少700美元,加班费按1.5倍计算,周末还可以打打“黑工”,轻松月入1万元人民币。打工4年之后,便可申请永久居住,把家人孩子都接过去。

“中国劳工向境外输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90年代达到高潮。”北京边检总站站长满聚友说。与此同时,劳工输出的范围也从最初的美、日、法逐步扩散到后来的巴、墨、加等国。

这一曲线的背后是“出得早,赚得多”的现实。郭福波在西班牙打工的餐馆老板是浙江青田人——他们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旅居欧洲,至今,在西班牙的14万华人中,青田人占70%。

“开奔驰宝马的,做老板的都是青田人啊,我们只能给人家打工。”郭福波后悔没早出去两年。

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相反。与郭福波和林明所知的不同,许多海外务工者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今年4月,30多岁的吉林敦化女工赵某和4个朋友,每人交纳了4.8万元“中介费”后,前往阿联酋一家巧克力厂工作。憧憬着新生活的姐妹们在迪拜机场下了飞机才得知,接机的人要送她们去地方是按摩院……就这样,她们被孤零零扔在异国他乡,直到3天后才被解救。

与欺骗相比,金融危机的打击带给海外劳工更多的是无奈。

2009年3月,在位于乌克兰基辅凯萨罗夫大街11号的一个宿舍里,上百名中国建筑劳工在自己简陋的床铺上长吁短叹。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上工地干活了,工资和生活费也被拖欠了数月。

“我们出来前每个人都交了9.9万元的中介费,这笔钱对一个农村人来说就意味一辈子!不少人都是借的高利贷,没挣到钱,就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乌克兰!”一位名叫韩永的中国劳工激动地说。

“你们为什么愿意交那么高的中介费呢?”面对疑问,韩永算了这样一笔账:“中介”合同为期5年,每天工作10小时,每小时5美元,一个月至少有1500美元,即使冬天没活干也有保底工资1000美元,5年下来,怎么也挣个30多万人民币。对一个农民来说,这是多大的诱惑啊!

然而现在,这个淘金梦已然破碎。由于根本没活干,加上签证已经过期,除了撤离,他们别无选择。

留日研修生真相调查

研修生是根据有关国外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民间团体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是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

如今身为大连一家小杂货店老板的尹长雪回忆说,赴日之前,她和丈夫同为底层工人,一家人月收入不过数百元,生活拮据。抱着“无论如何都要改变”的决心,从2004年开始,她为日本茨城县的一家农户劳动。3年之后,艰难地攒下了300万日元,然后还债、开店,如今每年已有数万元的收入。

遗憾的是,如她这般的例子并不多。据统计,赴日研修生回国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只占三成,更多的人,其实只是经历了一场噩梦而已。

段艳红的噩梦是从2005年的一天开始的。她在电视上看到招收赴日研修生的广告后,马上报了名。之后,她先是被安排在本地的一个工厂里做了几个月服装,于12月底前往日本。

令段艳红没想到的是,她们以到服装厂做工的名义被招为赴日研修生,接待者却是山利县昭牙口田丁的洗衣工厂。

不准有手机,不准买电脑,不准上网,更不准跟外界接触。就连买菜,也必须乘坐工厂的车,并有人跟着才行。

休息对段艳红们亦是奢望。第一年,她们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第二年,工作时间延长至深夜12点。

2007年,段艳红等人被转为“技能实习生”,基本工资没变,加班费增长了一些。“可是,老板开始扣我们的钱,要交房费、家具使用费等。”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就见到过一张类似工资明细单的东西。“那个工人的月工资为112000日元,但每月要扣除房租55000日元,被褥使用费6000日元,洗衣机费1500日元,电视机费1800日元,餐具费1000日元,煤气灶费1000日元……甚至还要交1000日元的化粪池管理费。”算下来,他反倒欠公司2万日元。“只能通过不停地加班先将债务还上,‘再加班的钱才是自己的。”

海外创业众生相

大学生牛红的第一个“美国之夜”属于一间小公寓。那里的床一躺上去就“吱吱”作响,耳边是老旧暖气管里发出的震耳的蒸气声,没有枕头……牛红傻傻地倒在床上,盯着发黄的天花板,“这就是美国呀?!”

为了能在这块土地上停留,牛红开始到各个律师楼应聘。在谋生的间歇,牛红体会到了江湖险恶——在一间律师楼做秘书的时候,她的老板在她肩膀上捏了捏说:“牛小姐,请到我房间里看看。”牛红看着从那张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当即拂袖而去。

然而对牛红来说,美国不是地狱,倒更像是一个炼钢场,把一个柔弱的女孩锤炼成一个女强人。由于经验的累积,牛红慢慢熟知了美国移民法的各项规定,于是注资5万美金组建了福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了节省开支,牛红花50美元路费到一个朋友的仓库里拉了几张旧桌子回来重新喷漆作为办公桌。

经过半年的努力,牛红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其主理移民事务的公司在美国已拥有大量客户。

1995年4月,26岁的农家子弟郁飞撇下5个月大的儿子,带着仅有的积蓄,飞往罗马尼亚。而如今,在罗马尼亚、智利和厄瓜多尔、尼日利亚,都能看到郁飞公司“EastDragon(东方巨龙)”出产的纺织品。

谈起经验,郁飞说:“充分利用家乡的资源是我做海外贸易的根本。”

郁飞的家乡江苏南通有做小商品贸易的传统。他不但耳濡目染,而且在出国前还从事过不少行业:卡车运输、玩具买卖,甚至还在生产床上用品的工厂里做过绣花工。但他不满足于这些“零敲碎打”,希望自己能去国外闯一闯。

到布加勒斯特后,他选择了从自己熟悉的床上用品贸易做起。但由于对当地市场不了解,郁飞的起步并不顺利。当地人忌讳白色的床上用品,因为那是烧给死人用的;中国人习惯用长方形的枕套,而当地人却习惯于用正方形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差异,让郁飞做了不少“无用功”。再加上罗马尼亚当时的经济运营也不够规范,税务、警察对外资企业敲竹杠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外部不利因素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过,随着对市场的日益了解,郁飞的贸易也逐渐有了起色。他对家乡特产的信心和及时的变通,最终成就了现在的格局。

谈到自己2001年来到多哈的初衷,祁革总是理智地解释:“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国外的天地更广阔。中东的海湾国家非常富裕,但中国人还相对较少。”

经过一番调查,祁革发现,按摩中心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在多哈已有一家中国老中医开办的按摩中心,但并不成功。祁革去看了看,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它看上去像中医诊所,一进门闻到了中药的味道,按摩师还穿着白大褂。“按摩中心就应该给人温暖、清新的感觉。”祁革认为。

2002～2003年,祁革在卡塔尔相继开办了两家按摩中心——因为卡塔尔不允许异性按摩,这里的按摩师全都是中国的帅小伙,他们统一穿着颜色淡雅的中式丝绸褂子,正符合祁革的理念。

现在,两家按摩中心都经常客满,一年的营业额加起来能达到400多万元人民币左右。

(摘自《看世界》200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