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支媛

摘 要：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权责划分不清，问责主体单一，问责范围过窄，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政府；問责主体；

一、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概述

（一）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行政问责制，又被称之为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是指一级政府或特定的问责主体，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所属各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或是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

（二）行政问责制演进逻辑

虽然从2003年开始，我国关于行政问责的讨论持续不断，而且从宏观层面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也颁布了许多问责文件，但是行政问责制还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体系，只是零星分布在一些规章或条例中。

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探索起步于2003年非典时期，《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于2003年8月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党内陆续颁布《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对公务员向上级负责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有明确规定，而且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政府的也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迈进， 2016年，***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党的问责工作原则：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同时强调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权责划分不清

具体来说就是“谁负责什么”、“谁对谁负责”的问题，但是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复、职能越位等现象在政府各部门较为普遍。政府部门职能存在交叉，有利的事情都主动出击，出现问题时并需要担责时又互相扯皮。另外，在我国责任追究制度中，对于定责的原因方面弹性较大，责任人的认定随意，这会使得问责效果大打折扣，时常重视重大事故问责，但是轻视错误决策问责，重视滥用职权的行为问责，轻视行政不作为问责。

（二）问责主体较为单一、

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包含两类，第一类同体问责主体，即行政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第二类异体问责主体，即人民代表大会、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我国权力机关的问责客体是各级官员，人大拥有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官员的任命和决策较少对人大负责，而且人大对于行政官员的渎职行为也难以追究责任，人大很难确实行使自己的权力。

（三）问责监督机制不健全

首先，主要集中于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但是对于法律负责、对公民负责有所缺失。其次，行政问责主要针对重大事故，对于影响力较小的事情几乎不问责。问责只是针对执行阶段，而常常忽略决策和监督阶段。确实，重大事故对于政府公信力和群众的利益有所伤害，但是官员用人不当、不作为、决策失当、监督不到位方面不问责，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资源浪费、行政成本过高。问责的目的是防微杜渐，惩处只是手段而已。

（四）问责程序与问责法律不健全

首先，问责制的原则是公开化、公正化，因此合法和健全的程序十分重要，正当的程序将行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内。行政问责的程序包含启动程序、执行程序和问责救济程序。我国行政问责在程序具体执行层面有许多困难，程序设计也存在问题，公民缺乏知情权等问题显示了问责程序不当，这也必然会影响行政问责的效果。 其次，问责法律的缺失使得问责随意性较大。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制定了许多问责相关制度，地方也颁布了关于问责的政府规章，但缺少一部全面的、专门性的行政问责法律。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追究领导责任意识淡薄

人们在潜意识认为当出现问题时，当事人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要继续追究领导责任时，确实十分困难。领导干部在认识层面存在误区，认为如果下级出现问题，领导受到牵连就是一种“连坐行为”，不具有合理性。管理好自己的下级、团队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如果仅仅针对重大事故才会引起领导重视，或者引咎辞职，反而因工作执行或监督不到位而放任不管，只会治标不治本。

（二）行政问责的执行机制不健全

我国行政首长只对上负责的现象尤为突出，权力还是过于集中，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执行阶段行政领导会使用各种方法掩饰自己的失误，并且没有完善的外部监督体制，对于行政问责或行政考核往往只是流于形式。

（三）群众问责观念较为薄弱

现阶段行政问责制的执行仅仅是在党政系统内部，而群众的问责观念较为薄弱，未占据主导地位。官本位思想就是群众对于权力的追求和依赖，简而言之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群众对于政府的决策、管理行为的参与度不足，这不利于问责制的完善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四、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议

（一）明确政府责任与权责划分

从宏观方面，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实行“三定”原则，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具体来说，确定机关的职能，机关内部的机构设置，以及工作人员的编制数据。各机构各部门只有明确职责，才能减少冲突，使得组织运行秩序平稳，责任的划分越清晰。所以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岗位责任的认知，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为，每个岗位上的行政人员都认真履行职责，有所作为，才能构建有责任、有回应性的服务型政府。

（二）建立全面的异体问责体系

首先，健全和完善人大的监督机制。人大首先要强化其原来规定的监督职能，还能创新监督方式，如适当的弹劾制度、主要责任人负责制等。其次，完善民主党派的问责，民主党派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设置专门组织或机构实施监督与问责，同时也要制定一套完整的问责规章制度，包括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使得民主党派的问责更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第三，要重视媒体舆论的问责。各个国家的电视、广播等媒体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阶级性，在我国，有很多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事件因为舆论媒体而曝光，使得行政人员接受全面的监督，避无可避。

（三）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制定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律

在我国，对于党内问责，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但是针对政府问责，缺少一部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虽然在具体问责实践中，所面临的情况异常复杂，较难采取统一的标准，但也可以分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如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以重大过失为问责标准；而对于一般过失，适当采取较轻的问责形式，因为政府人员也是人，在履职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失误，同时也极有可能使官员履职之时如履薄冰，以此减少行政问责标准的主观性、随意性。

参考文献：

[1]徐国利.论行政问责的责任与归责原则[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

[2]伍洪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施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6（9）.

[3]薛瑞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