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０年清政府拯救股市

壹　经

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浃背。

那一年，席卷全球股市的橡胶“奔牛”终于趴下，熊市卷土重来。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吸纳的中国资金高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股票狂跌导致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作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市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市商会会长周金箴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背书盖章，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上海的股灾幕后，还有着政府行为失措的深层原因。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白银，划给商务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慈禧同意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国有资产通过“殷实庄号”渠道，大量流入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是个“红顶商人”，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他钱庄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严义彬名下的资产。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白银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蔡乃煌突然致电度支部（财政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以稳定市场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清政府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只好又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白银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白银，给各钱庄应对危机。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

（刘名远、王尚箴荐自2008年11月19日《羊城晚报》原标题为《1910年满清政府大举拯救股市始末》本刊有删节图：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