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报“怨”？——比较《理想国》和《论语》的德怨观

韩永禛

山西大学初民学院

何以报“怨”？
——比较《理想国》和《论语》的德怨观

韩永禛

山西大学初民学院

本文以《理想国》和《论语》对“何以报怨”的回答作为切入点，柏拉图立足“正义”主张以“智”报怨，孔子立足“仁”主张以“直”报怨。二者都对当时和谐国家的建设提出设想，也对后来中西文化的伦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对待态度的不同也体现了二者的治理方式及思维方式的不同。

以智报怨；以直报怨；《理想国》；孔子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儒家学派的《论语》都成书于早期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关注时代政治上的衰退和传统伦理的式微，探讨关于道德的本性问题和健全政治的重建问题，并都对和谐国家的建设提出了设想。在众多观点的碰撞和比较中，我对两者在处理德怨关系的问题较有兴趣，并据此展开探讨。

一、在《理想国·第一卷》中，通过苏格拉底对玻勒马霍斯的诘问质询，认为“待德以善，待怨以恶”是不正义的，并得出“伤害朋友或任何人不是正义者的功能，而是和正义者相反的人的功能”，应该通过惩罚和教育的一些手段，帮助他回归到正义和善的道路上。

而什么是柏拉图认为的“正义”呢？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正义列为“四主德”之首，是智慧、勇敢、节制的和谐，可以统摄人的美德，是灵魂自身的一种恰当状态。为了发现一种存在于内心的正义精神，柏拉图由大见小，先研究了一个城邦的正义：“智慧”可以在慎思的基础上作全面的判断，“勇敢”可以保卫城邦抵制痛苦，“节制”能够发现符合自己本性的工作和位置，并且有控制自我欲望和情感的能力。而正义，就是存在于这三种美德并要将这三种美德统一，“是在国家中做正当的事，当每一个人只作一种对国家有关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又是最适合他的天性时，这个国家就有了正义。”

对于个人也是如此，柏拉图将智慧、勇敢、节制分别对应人的灵魂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个人正义在个人的精神理性中起着领导作用、激情辅助理性，两者共同对欲望加以节制，理性、激情、欲望三种要素在自身各起各的作用。由此就可以理解《理想国》中所说“正义的人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伤害任何人”，因为正义是人的一种美德，而一种拥有美德技艺的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美德来令人受到伤害的，所以集理性、激情、欲望于一身的人，自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教化不正义者让其懂得如何正确的做事，也有热心和同情去帮助不正义者找到正义。伤其身不如拯其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智慧面对怨恨。

二、《论语·宪问》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里的“直”，并不是单单指社会法律的公正、执行的正直，而加入一种发于情的直率、真诚，是一种性情的流露和坦诚。就像《论语·公冶长》说：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这里的“直”，就不涉及对错之分，反而后者的做法显得有些矫揉造作，不坦率实在了。儒家的“直”是“质直而好义”，既有率真的本性，又重视义道的遵守，是将情感与理性相统一。就像《中庸》中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强调的是诚明本性，直道求理，率性自为的境界，和发于情、止于礼的真诚。

而夫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也就是强调通过正直的方法，在不违背真实情感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解决事情。这其中既有公正、正直的道理，也有率真、率直的本心。儒家之所以重视人的本真性情，就是为了在理智和情感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即通常所讲的“安”，而对待怨恨“直”的态度无疑是最好的智慧。《论语·里仁》载：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何为心安？是在好好践行“仁”的基础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还要对得起自己的本真性情。一个“以直报怨”，可以说是到达心安最好的注脚。

三、不同面对怨恨的态度，有其相同之处：其一，反对以怨报怨，发扬人的善心，节制欲望、学会原谅，避免复仇和杀戮的交替上演。其二，不提倡以德报怨，在孔子看来这是违背本心的事情，柏拉图则认为这样起不到通过惩罚达到教化的目的，不能规范社会秩序。其三，他们都是从社会建设出发，以追求社会的整体和谐为目的强调社会内部的秩序，主张人人安于自己的定位，各奉其职、各尽所能、协调一致。

同时，一“直”一“智”也体现了差异。首先，儒家重德治，孔子强调以“仁”以“安”去面对怨恨，用道德规范去处理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关系。柏拉图重智治，强调以“智慧”和“正义”去面对，“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究其原因，是受长期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中国是大陆型的农业文明，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但决定了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讲求人性的克己复礼和人际关系上的团结友爱，且单一型的生产力也形成了以一个家族为中心的呈波纹向外的社会关系扩散，世俗化了其中的血缘因素，进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而柏拉图所在的古希腊，属于外向的半岛型的海洋文明，土地稀少的自然环境使古希腊人在经济上不得不重视航海和向外扩张。航海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征服海洋的冒险精神，更需要了解航运、气候等相关知识。这就培养了古希腊人追求理性、探求科学的民族精神。

其次，柏拉图和孔子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上，也对中西教育方式、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塑造的苏格拉底，在和别人的辩论中，通过助产术的方式，一步步诘问得出结论。整个过程有严密的论证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而在二人的交锋和问答中也能看出思维的发展轨迹，体现平等探讨式的研究方式。而孔子是在学生的讯问中，以精神导师的面貌“一语道破”，答案清楚明白却也耐人寻味。用只言片语的引导让学生自主丰富问题的内涵，也带来因人而异的思考空间，而对于老师一两句话的解读与践行本身，就是学生自主求知求智的过程，需要努力践行并在践行中体悟发扬。

[1]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2]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8年11月

[3]黄小晏《中西早期和谐观的比较研究——以＜礼记＞“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第171期

[4]龚龑《论＜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重庆大学，2012年

韩永禛（1993-），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初民学院；专业：哲学学士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