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王智彬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編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史记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中，韩国的史学受中国影响最深，并且取得了最丰硕的成果。韩国自13世纪中叶起直到20世纪初，一直以中国的史学为模仿范例记载本国历史。这是由于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自古以来就大量吸收中国文明。并且中国北方地区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东北亚各国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汉字具体什么时间传入朝鲜半岛不得而知，但是推测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深入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汉字就已经传入其中。公元前1世纪末期，高句丽兴起于朝鲜半岛西北地区并不断向南扩张，到了公元4世纪初期，已经征服了乐浪郡全境。乐浪郡从汉武帝时期起就是中国统治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区，汉文化发展水平很高。于是，与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在三国中文化的发展水平也最高。尽管不知道《史记》传入朝鲜半岛的具体时间，但是在汉四郡设立时期，也就是汉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4世纪）， 由于中国史书不断传入朝鲜半岛，因此《史记》在这一时期内传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最高。

公元7世纪初写成的《北史·高句丽传》中有如下记载："（高句丽）书有 《五经》、 《三史》、 《三国志》、 《晋阳秋》。" 这里的"三史"在唐代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由此说明《史记》当时已经传入了高句丽。考虑到《北史》的创作时间为公元659年，由此推断，最迟7世纪《史记》就已经传入了朝鲜半岛，并且不断继续传播。新罗、高丽时期，史记更是儒士们的爱读书籍之一。《旧唐书·高丽传》曰 "（高句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新罗统一三国后，神文王2年（公元682年）设立国学，《三国史记》中对于新罗国学的教学内容有如下记载："教授之法， 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通过上述记载可知，《史记》早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对三国时期的各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句丽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最早接触到以《史记》为代表的各种中国典籍；新罗由于与唐朝联系密切，在设置国学上，受到了很多中国的影响。国学教育的理论依据，全部来自中国经典，并把其视之为典范。甚至以当时的观点来看，通晓《史记》等典籍的人，才华出众，是栋梁之才。接下来具体分析史记对朝鲜半岛产生的影响。

1. 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韩国自古以来视中国儒家思想为正统和主流，视本国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分支。因此，《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代表性著作，在朝鲜半岛历代王朝，一直是学习研究的重要对象，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史料缺乏，朝鲜王朝之前的状况具体如何不得而知，本文将以朝鲜王朝时期情况作为主要对象，论述《史记》对朝鲜半岛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首先，《史记》是朝鲜时期儒生的必读史学经典。

朝鲜时期，乡塾是儒生最早入学的地方，所讲述的内容就包括《史记》中的篇章。因为入学之初，朝鲜儒生就开始接触《史记》，并伴随一生。 "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这说明了《史记》在朝鲜时期乡塾教育的目录当中。"凡为学者，从师受业，必自《史记》始。" 朝鲜儒生必读书目中必有《史记》。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东人耻不知中国事，不耻不知自家事"，由此说明对《史记》等中国典籍的重视和了解程度。

其次，《史记》是朝鲜儒生应对科举的重要途径。

《史记》既是朝鲜儒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也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入门书。学习《史记》的作文之法，提高应对科举的能力，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有的儒生为了科举及第，下决心要读《史记》一千遍。尽管方法有些偏激，但也足可见《史记》在儒生心目中的地位。

在朝廷的科举取士中，也有规定要讲读《史记》。朝鲜世祖时期重要政治家、学者梁诚之在给国王的上疏《便宜二十四事》中提议："…文科则四书五经外，只讲《左传》、《史记》、《通鉴》、《宋元节要》、《三国史记》、《高丽史》。"

第三，《史记》是朝鲜世子培养的必读书籍，也是国王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史记》不但对儒生非常重要，并且在教育世子，国王治国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史记》是朝鲜世子的必读书籍。当时有大臣主张："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由此可见，朝鲜世子不但必读《史记》，并且为了培养学识和品性，还要比经书先读。

朝鲜同中国一样，宫中也有经筵制度，即大臣定期向国王讲述儒家经典和重要史书的一种制度。这就要求大臣们不但通晓儒家经典，还要相当熟悉中国的史书，以备顾问。世宗时期，国王见大臣们并不了解《左传》、《史记》、《汉书》等中国古典，便命令大提学卞季良"择可读史学者以闻"。熟读史书，以备顾问，而经筵正是顾问的重要方式之一。"自上圣学高明，《四书》毕讲之后，当以《史记》进讲。治乱兴亡人物邪正之易知者，莫如《史记》。"总之，朝鲜王室通过《史记》学习治乱兴亡的道理，做到以史为鉴。

2. 对史学的影响

高丽时期金富轼编纂的《三国史记》和朝鲜时期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被称之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两大正史。这两部史书无一例外都是模仿司马迁的《史记》创作而成。"本史则有高丽金氏富轼《三国史记》、本朝郑氏麟趾《高丽史》…本史，迁固之遗，故俱收并蓄。"

朝鲜史书分为"本史、通编、举要之书、立纲之书"。其中"本史"指的就是纪传体史书，根据上述引文，便可得知朝鲜半岛本史便是模仿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创作而成。并且这两部史书都是在王室的主导下，由大臣们主持编纂的正史，自然以《史记》作为范例。从如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两部史书和《史记》的关系。

首先从编纂目的上来看，这两部史书与中国唐宋以后历代皇室编纂正史的目的类似。在中国自班固以后，史书编纂上都会仿照司马迁的《史记》，编写纪传体的王朝史。自唐宋以后，编纂前朝历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体现本朝建立的正当性。

高丽仁宗23年（1145年），金富轼受王命开始编纂新罗、高句丽、百济的正史。这是韩国最早的在王室主导下编纂的纪传体史书。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阐明了编纂目的：

"伏惟圣上陛下，性唐高之文思，体夏禹之勤俭，宵旰余闲，博览前古。……又其古记，文字芜拙，事迹阙亡。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诫。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 这其中分明体现出了"述旧史，继前统"的思想意识。

1392年，李成桂灭亡高丽王朝，建国3个月后就下令编纂纪传体的《高丽史》。之后历经太宗、世宗朝，到文宗元年（1451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出现的两部官修正史，正是受了中国皇室编纂正史这一传统的影响，为了确立王朝的正统性而编纂的。

其次，在形式上，《三国史记》和《高丽史》依然是模仿了《史记》的体例。其实后世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时，无不是追随着司马迁确立的编纂规则，因此，作为官修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和《高丽史》，无疑只能是模仿《史记》了。

《三国史记》是韩国古代第一部正史，也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唯一正史，其重要性自不必说。《三国史记》以纪传体形式记载了自高句丽、百济、新罗建国起至高丽为止的约1000年间各国的兴亡盛衰。在韩国的重要性自可比肩《史记》在中国的重要性。另外，从书名到体裁、内容、记叙方法、用词，相似之处非常多，可以说是模仿《史记》的形式创作而成。

在篇章安排上，《史记》包括《本纪》12卷，《表》10卷，《书》8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共130卷。《三国史记》包括《本纪》28卷，《年表》3卷，《杂志》9卷，《列传》10卷，共50卷。由此明显看出《三国史记》受中国《史记》等史书的影响。具体如下。

首先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赞扬。金富轼对在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英雄所起到的作用高度评价。例如实现了三国统一的名将金庾信年少起就怀有远大志向，几经生死。在唐朝的协助下统一三国后，察觉到了唐朝对新罗的占领企图，积极应对，最终使唐军撤退。又如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通过智谋击退隋炀帝的30万大军，保卫了国家。对此金富轼赞扬道："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信哉！"

其次是不以出身和成败得失论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项羽列入本纪，把陈涉列入世家，他为游侠、刺客、商人、戏子、道士立传，相反，对很多诸侯王反倒是认为没有没有提及的必要。与之相似，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列传中的52人，其中平民11人，普通武士13人，几乎占据一半分量。 在这些普通人当中，有的人崇高的道德使人感动，有的人才华出众使人钦佩。而所提及的武士，无一不是忠诚勇敢。金富轼生活在门阀观念盛行的时代，如此多的为底层人立传，表现出来他确实具有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次也可看出司马迁对其产生的影响。

第三，在尊重事实，重视史料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神话传说。《三国史记》作为官修正史以严谨的态度选择史料，作者把金长清的《金庾信行录》10卷删减编纂成3卷，剔除了在历史學家眼中荒诞无稽的内容。但是，像新罗始祖朴赫居士的卵生神话、新罗金氏的金柜神话、高句丽开国始祖朱蒙的卵生神话却全都收罗其中。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在记录尧舜夏商的历史时，也保留了神话。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三国史记》继承了司马迁的创作经验。

第四，《三国史记》每篇作品都会以作者金富轼的评论结束，评论都以"论曰"两字开头。这与《史记》中"太史公曰"的形式类似，前面传记正文是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论述，"论曰"后面的内容既是对人物资料的补充，也是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感情的抒发。

3. 对文学的影响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文学形式，不但对中国的散文文学，也对朝鲜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中国散文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受《史记·列传》的影响，出现了志怪体和传奇。尤其是传奇的出现，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史记》中描绘的丰富的人物形象，饶有趣味的情节展开，简洁生动的语句数千年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古典小说和戏曲创作的重要素材。同时，韩国也认可史传体对小说文学产生的影响。张德顺曾说："李氏朝鲜时期的《金鳌新话》、《花史》，还有后来的燕岩、沧江等的汉文小说，都是受到了中国传记影响的传记体小说。"赵钟业指出："韩国古典小说是史传体的一种，同时史传体也是古典小说的源头。"从这里可以看出，源于《史记》的史传体文学在中韩两国古典小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后期的实学家、小说家燕岩朴趾源自幼起酷爱《史记》，他日后创作受了不少《史记》的影响和启发。他在"九传"中也继承了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比如《闵翁传》就受了《史记·列传》中《滑稽列传》的影响。

朴趾源在写作时为了阐明道理，常常引用古人的典故，尤其爱引用《史记》中的人物事迹。根据粗略的统计结果，"九传"中引用《史记》内容多达几百处，比如管仲， 苏秦， 卫鞅， 秦孝公， 蔡泽， 赵胜， 陈如， 张仪等人的故事。由此也可看出朴趾源对《史记》的推崇热爱及熟悉程度。

参考文献：

1.朴晟镇，《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对韩国的影响，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年第二期

2.胡家骥，东亚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模式-以《史记》、《汉书》和《三国史记》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孙卫国，《史记》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六期

4.金宽雄，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上），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