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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艺观之不同

时间:2024-04-23

孙雅雯临沂大学文学院

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文艺观之不同

孙雅雯
临沂大学文学院

摘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响彻了几千年的格言,所言说的对象,正是本文所论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他们在哲学文艺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贡献影响至今。本文今且采用比较法,从二人文艺观之不同出发,探寻由柏氏所持的“理式”论与亚氏的“实体”论解释的文艺的本原,以及文艺的创作中柏氏所认为灵魂回忆的“迷狂”状态,与亚氏“语言的艺术”的本质特征。对于他们皆很重视的文艺的功能,柏氏认为,文艺作品必须要具有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功能,而亚氏则推崇使人的情感得到“卡塔西斯”的悲剧。通过对这三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早期哲学文艺学思想脉络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得出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文艺观;哲学

“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坏人连赞扬他的权利也没有,他们的嘴里,道不出他的名字。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这是师从柏氏二十年的亚氏悼念恩师的诗文,由此可见二人师徒情深。但比这段话影响更大的一句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更是道出了亚氏学说对柏氏思想的批判发展。而在文艺学范畴,二人文艺观的不同体现尤甚。本文旨在对二人文艺观中的不同予以再解读,以便深入了解早期哲学文艺学思想脉络的发展变化,进而愿能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性的思想资源。

一、文艺的本源:“理式”与“现实实体”

文艺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模仿说”,其观点是认为文艺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柏氏与亚氏皆继承了“模仿说”,但他们所认为的模仿对象却不同。

柏式虽承认“模仿”的存在,但他认为这类作品并不真实,是“摹本的摹本”,是和“真理隔着三层”的幻象。在柏氏的学说中,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文艺世界。文艺世界摹仿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反映理式世界,即文艺的真实本源为“理式”。

要了解“理式”,首先要知道柏氏对两个领域的区分,其中“分离学说”的论证是柏氏主义的要义,他肯定在可感的个别事物组成的整体之外,还有一个理智可知得更加真实的领域。他曾说:“知识所知道的存在的东西不同于意见所认识的东西。”也就是可感的和有理智的是两个分离的领域。

同时在“摹仿”学说中他指出“摹仿的复制品和被摹仿的原型之间没有分有物和被分有物的理念之间的那种逻辑关系。于是便有了在《理想国》中这样的四重区分:神圣的原型,神圣的摹仿,人工的原型,人工的摹仿。柏氏证明出,人的意见只是对理念型相的模仿,按照意见制造的人工产品则是摹仿的摹仿。因此柏氏对“摹仿”性作品并不满意。

而亚氏却对此作出了批判。但是从根本上说亚氏并不反对柏氏坚持的可感事物服从于无形本质的基本立场,他与老师柏氏之间的分歧在于,本质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理念型相,还是可感事物之内的形式。在《形而上学》中,亚氏强调,“把理念说成原型,其他的东西分有理念型相,那只不过是说空话,带有诗意的比喻而已。”所以亚氏认为,经验世界的一切具体实体都由形式和质料,实在与潜在两方面因素构成。亚氏由“一事物的真相就是这事物本身”这一朴素的唯物立场出发,认为文艺作品的本源乃是可感的现实存在。

二、文艺创作的侧重:“迷狂”状态与语言艺术

在柏氏的“灵魂回忆说”中曾讲过这样一个神话:宙斯率领诸神去赴宴,次等的神和灵魂跟随在后面,装载他们的马车由顽劣的马拉着,驭马者缺乏高超的技巧,在经过陡峭天路时马车失去控制,被拽落在地上,灵魂被折断翅膀,不能上升到理念领域,只得附着于肉体作为暂居之处。而灵魂在未跌落之前,包含着天赋的知识,只是在附着肉体之后,受到身体的“污染”,才忘记曾经观照到的东西。柏氏以此说明,知识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灵魂本身就固有的,而学习的作用在于触动和唤醒知识。

而亚氏却把灵魂比作蜡块,这暗示着感觉是一种消极的接受能力,以及在外在对象作用之前,没有任何关于这些对象的感觉。在文艺创作上,柏氏提出创作应达到“迷狂”状态,提出“死亡练习”,因为既然灵魂是在肉体之中忘却了知识,那么,只有尽量的净化肉体的污染,才能尽可能的接近知识。最彻底的净化是灵魂与肉体的完全分离,最高的智慧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达到。这使艺术家最终达到“惊喜交集,不能自制”的迷狂境界。

而在亚氏的文艺观中,他更看重文学语言技巧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而非灵魂的回忆,在《诗学》、《修辞学》中,他曾结合史诗、戏剧之类的作品,最早的从语言角度深入论证了文学艺术的特点。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之生成,从根本上说,即依赖于诗人对语言表现力的重视。

三、文艺的功能:政治、道德的教育与“卡塔西斯”

柏氏曾说:“国家是大写的人。”正是基于理想国的构想,所以柏氏特别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育与德育教育功能,他强调文艺作品必须要有助于培养国民理性、勇敢、忠诚等人格素质,更是制定了诸多例如不得描写神争吵、偷情的写作禁令。更是反对“模仿性”诗人或作品,因为其既不真实又亵渎神灵、贬低英雄。对于悲剧,更是持否订态度,认为伤心痛苦、惊恐不安不利于理想国国民勇敢素质的培养。

而亚氏却非常看重悲剧,他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曾被罗念先生在《诗学》中译成“陶冶”,朱光潜先生也曾将其译作“净化”,它的基本含义是指,有助于观众原有的此类情感的宣泄,有助于恢复和保持心理健康。

可以看出,亚氏关于悲剧之“卡塔西斯”作用的论述,不仅最早高度肯定了悲剧的独特价值,也从心理功能角度,揭示了人们之所以喜爱悲剧的原因。

结语:生活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氏和亚氏,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世世代代影响深远并延绵至今。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二者的故事里学习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批判继承发展精神,更能从先哲的学说中窥得哲学思想脉络的发展变化,并从中汲取优秀的思想来修养自身的品德及服务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2]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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