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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发展“高质量”,服务进口“加速度”

时间:2024-04-25

黄帅 王素

编者按:雄州雾列,俊采星驰。2018年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17周年。时代飞跃的滚轮还在向前推进,我国由注重货物出口的贸易大国,正在向鼓励服务进口的贸易强国转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于2018年11月招揽全球宾客。尽管我国的服务贸易进口增幅不断增大,但从结构到规模目前都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高技术服务贸易进口的需求。加快服务贸易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加大服务贸易进口的力度,对提升我国外贸的质量、优化外贸的结构意义重大。尤其中国企业向“中国制造2025”挺进的当下,用全球优质的服务资源带动我国高端生产制造业的转变是正确选择之一。检测认证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一种,正是国家鼓励扩大和引进的。

与中国对外开放同步,第三方尤其是国外检测认证机构服务于中国市场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本期,本刊记者特別采访了Intertek、SGS和BV全球三大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的中国掌门人,看他们如何引领企业服务升级,与中国经济同行。

进出口经理人:目前,中国在大力提倡产品及服务的引进,就检测认证行业在服务贸易中的现状来看,您认为它理想的商业环境状态是怎样的?

柏学礼:总体来说,服务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得到政府的支持。服务贸易虽然不直接生产和销售产品,但它所提供的服务和整个生产、销售都是紧密关联的。实际上,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因此会日益受到重视。

坦率地讲,从外资检测机构的角度看,政府层面的政策性限制仍然存在。目前,中国对外资检测认证机构总体上是开放的,但具体到某些业务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落地。国家在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始,需要的只是时间,我相信趋势是越来越市场化。

同时,公众对检测认证行业的认知也变得更加全面,了解到检测认证不只有政府性机构,还有第三方机构。总体上看,这个行业未来将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去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这样无论对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会有益。

杜佳斌: SGS进入中国快30年了,在此过程中我们总体感受到市场是在逐步开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碰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与在其他国家经营相比有较多限制。比如,实验室设立需要获得行政许可、商业机构无法从事一些商品进出口的检验、某些认证资质获得十分困难、作为外资机构进入有些业务领域受到限制等。我们期待,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以及各级政府就扩大开放和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承诺的落实,这些问题能够被逐步解决。

另外,就政府采购而言,这几年食药监、工商局、质监的举措越来越开放,将一些食品和消费品安全的市场监管职能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给第三方,也包括像SGS这样的外资机构。但同时我们看到有些地区食品安全检测政府招标多采用最低价中标。有些中标价格在我们看来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实验室正常的质量保证水平。从各种国内外经验来看,最低价中标的背后可能存在很大的质量风险。国家也已认识到最低价中标的问题,也在积极修订《招标投标法》及相关实施条例,我们期待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能够有效遏制不合理最低价中标的乱象。

再有,这些年随着某些产品检测竞争的加剧,有些检测机构为了赢得客户,提供测试“包过”的承诺,再加上一些供应商开展检测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拿到合格报告好让货物尽快销售,两项结合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这些做法不但威胁整个检测行业,也会对消费者的安全带来风险。针对这个状况,除了向监管机构、国内行业组织反映外,SGS也在国际检验机构联盟(IFIA)层面倡导成立了工作组,制定行业行为规范以阻止这类不诚信行为的存在和扩散。

王洵:作为TIC行业的从业者,必维积极参与了服务贸易的整个过程。尽管必维源自于法国,但已在中国市场耕耘了多年,目前在中国拥有120个办公室和实验室,与超过20000名客户长期合作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我们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供大于求,发展速度被放在第1位。如今,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面临很多变化,如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减少、人口上升、城镇化和数字化浪潮等,这些挑战要求实体经济、产品制造商和服务机构都需要有些改变。

如今,政府正在从直接管理逐渐过渡为将服务推向第三方,这是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共通之路。例如,必维在法国,就经历了从拥有官方背景转型成为市场化企业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平稳过渡,避免产生空档期。所以,在这个阶段下,我们作为外资品牌,希望能够积极参与,更好地发挥作用,做出贡献。除了外资与国企,中国还有大量民营机构,可见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的服务需求量非常大。政府转型过程中,一些人力财力覆盖面需要与第三方共同完成,而第三方机构也将在政府引导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TIC机构,我们需要协助政府做好“保底线”,将强制性产品认证执行落实到位。作为企业,也要配合高质量发展。除了企业自身要高标准及高度责任感以外,社会标准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与世界先进国家对标。中国很多优秀品牌已经成功地“走出去”,从输出劳力到输出产品,进而输出资本,甚至输出标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与这些企业有广泛合作,如“上海品牌”“浙江制造”“深圳标准”等,都是很好的体现。企业要创出品牌,品牌的背后是信誉,是质量保证,这是市场“拉高线”的表现。必维在市场中扮演的是客户、政府与最终消费者之间让大家信任的角色。

进出口经理人:实体行业存在转型升级,作为服务贸易的检测认证行业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贵公司采取的方式是怎样的?

柏学礼:转型升级、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是必然。我们的客户在变化,我们也必须随之改变。比如,企业的供应链在发生变化,过去都是实体店,现在是电子商务占主导;又比如,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大大加快,推动了生产方式、供应链及消费方式的变化——我们需要适应这种变化,满足客户在新时代的需求。

在变化的过程中,客户在摸索,我们也在摸索。我们需要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商业触觉去看待今天的挑战和机会。如果用过去二三十年积累的成功经验去看今天和明天的问题,那一定是不全面的。对于一个睿智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对于一个平庸的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事实上,Intertek天祥已经做了些调整:首先,过去我们只是简单地做测试,看产品质量、规格是否符合标准,现在增加了绿色、环保和智能等测试;其次,人才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对第三方机构经营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最后,过去我们的架构很简单,按照消费品、电子产品和矿产品等产品服务技术来划分,现在由于对环保、节能、低碳、绿色和智能化的强调,我们过去的分工方式、组织方式正在改变。

杜佳斌:作为检测认证服务的提供方,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和产业相配套的。当一項新技术、新标准被引入产品研发、生产中,有了相应的检测、认证需求,我们会积极投入。相反,如果在某个地区,某个产业衰退甚至消失了,相应地我们的相关服务也会跟着转移或消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我们无线通信实验室做得比较多的还是2G、3G产品的检测,现在我们已在谋划5G的投入,预计在2018年年底我们就可为客户提供5G通讯产品的测试服务了。

这几年,随人力成本逐步上升、自动化不断普及、机器人处理自动化(RPA)技术日臻成熟,SGS成立了自动化改造团队以发现自动化改造的机会。通过对耗费大量人工的流程识别,与自动化、数字化技术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我们已经有效地实施了一些自动化改造和RPA技术应用。前几年,这还只是在个别实验室尝试性试运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多地点部署,期望不久将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解决方案更加多样化,自动化及数字化技术在实验室会更广泛地被应用。

另外,顺应零售业电商化的大趋势,SGS在该领域也有较大投入。除了为电商客户提供传统服务外,SGS自己也在走电商化改造的道路。在2018年8月初,SGS会推出自有电商平台,届时SGS的一些标准化服务会出现在该平台,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融合(O2O),服务咨询、交易和交付都可以在线完成。针对一些特色业务,如设备校准,除O2O电商化改造外,我们还提供在线设备信息、校准记录和证书托管等增值服务,为客户大大节省了设备管理和应对审核方面的麻烦。当然,像SGS这样的公司,业务服务范围实在太广,而且又多元,我们不期望所有服务都能够在线上完成采购。但通过将一些标准化的服务上线,将是TIC行业电商化的有益尝试。

SGS也在积极探索像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TIC行业的应用场景。我们正尝试将区块链技术运营到消费品供应链追溯方面,和各大海外零售机构的试运行正在积极开展中。如果效果不错,应该也是区块链技术比较早地在TIC行业落地的一个实际案例。

王洵:转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企业如何提升自己的质量意识,提高自己的企业标准。在国外,企业标准往往高于国家标准。对此,我们不仅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验检测,还要通过提升企业内部管理,帮助其优化管理模式,提高自身企业标准。

如今,转型的一大趋势就是在向数字化世界发展,未来5~10年将会有大量创新产生,企业从商业模式、发展途径到覆盖面都是全新的。必维过去5~10年做了大量前期铺垫,已经成为TIC行业数字化的领先者。这并非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落实在各个行业之中。

未来几年,必维将定位几大行业:针对中国而言,必维的建筑与基础设施能力非常强大,这是我们重点突破方向;中国已成为汽车最大消费国以及制造国,下一步汽车轻量化、电动化,甚至成为像手机一样互联互通的交触点,必维也将着重关注;中国约13亿人口,对食品农业的需求量很大,吃饱吃好有营养,特别是食品安全,也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中国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中投入了巨大的资产,如何让资产增值保值是世界共同话题。许多老牌工业发达国家以及先进国家有很多经验,中国除了延续还要创新发展,必维将利用全球经验,结合高科技手段,把资产管理做好。另外,智能世界包罗万象,电商发展、互联互通等方面都有共同话题。因此,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转型升级有大量工作可以做,我们与很多同行有共同愿景和发展目标,可以互相总结与提高。

进出口经理人:互联网时代一个显著趋势是最后走向寡头竞争,检测认证行业是否也会出现互联网行业所呈现的最终几家独大的局面?

柏学礼:互联网化对检测认证行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过去检测认证机构只要提供一个报告,用合格还是不合格这种比较典型的方式体现成果。但现在,如何利用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数据,为客户提供供应链管理甚至产品研发的有效支撑,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另外,电子商务机构也成为检测认证机构的客户,它们对数据信息的要求更高。总体来说,互联网化提升了检测认证机构对信息系统的功能要求,我们需要融入整个经济环境中满足数据信息的互通需求。

检测认证行业的基本格局和现在应不会有太大变化。目前,检测认证机构主要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业务范围广,网络齐全,对于一些跨国经营的公司有吸引力;第二种是专业领域比较深;第三种是国内的一些机构,它们的网络主要在中国,国外没有网络或者网络不多;第四种是私人机构以及风投公司投资的新机构,它们在实力和能力上与成熟公司仍有差局,当然也不乏会涌现一些新起之秀。以上四种情况在中国应该还是会长期存在,寡头情况短期不会显现。

Intertek天祥自己的战略考虑是,继续发挥传统业务的优势,同时在新的领域里全面布局。比如,大健康领域、新能源环保、与基础设施有关的一些大型工程、无线通信领域等。天祥也把国内市场业务作为一个发展方向,发挥天祥在网络和经营概念上的一些优势,为国内的消费者服务。

杜佳斌:在任何行业出现大公司都是必然的,SGS也正是检测认证行业的翘楚。但在这个行业,我以为所谓由几家大公司占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检测认证公司不像互联网企业,无论是提供信息交流,或是生活便利,还是金融理财,它们的服务对象都是消费者,哪家公司能够掌握、控制消费者,就有机会形成服务垄断。而检测认证行业,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服务于各个行业领域的,细分市场非常多,从矿产到石化产品、农产品食品、消费品、环境、生命科学、软件和医学等,只要能说的上来的行业,都会有测试认证需求,要想在所有领域都占据竞争优势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像SGS这么多元化的公司,我们现在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也是很小的。

除了行业多元化,我们也非常看重市场多元化。进入中国的前20年,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全球消费品的生产大国,SGS较大部分业务便来源于出口消费品的检验、检测及审核。近10年来,我们将业务关注重点放在国内需求,从而发展出针对食品、环境、内贸煤炭、石化产品及汽车等行业的服务。放眼未来,我们还会同时将关注点放在国家所倡导的项目上,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装备制造“走出去”的机会;政府积极倡导的智能制造,与消费升级的相关项目;同样的,生物制药、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可靠性和失效分析也会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王洵:世界是多元化的,需求也多元化。中国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活动已全面覆盖国民经济所有门类和社会各领域,中国检验检测产值突破2300亿人民币,已有认证机构400余家、检验检测机构3万余家,这就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局面。在这之中,肯定有几家比较知名的企业在市场上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第三方机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我们也愿意与所有从业者一起,将第三方市场做得更规范,符合更好的质量与更高的标准。

进出口经理人:在检测认证行业,外资和内资机构构成了这一类别服务贸易的主体,如何实现她们之前的互动,以促进这类服务贸易的良性发展,您怎么看?

柏学礼:虽然体制不同,但外资和内资在技术、管理经验方面都可以交流。双方的合作可以进行联合互补,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提升成本和运转效率。

Intertek天祥在数年前就成立了国内公司,就是看好未来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当然,对于外资来说,进入国内市场主要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天祥也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政府抽查和风险监测项目,天祥凭借技术、网络和条件等各方面的优势,受到政府认可;近年来,为推动质量提升,各地政府推出的地方性项目,比如“浙江制造”“上海品质”“广州优质”和“深圳标准”等,天祥也都作为首批认证联盟成员参与其中,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杜佳斌:我认为检验检测机构区分的标准不应该以内、外资来划定,而是要把坚守质量、诚信作为行业区分标准。各个机构只要能够坚守这个原则的,应该都有共同语言、互动基础。作为大机构,我们会承担社会责任,起到行业表率作用。同时,也希望相关政府监管机构能够在这个方面给予足够重视。

外资与内资竞争,各有优劣。外资在一些国际项目上,其海外背景、全球销售网络和丰厚的技术储备,相对来讲是竞争优势;相反,内资因为总部就在中国,决策链比较短,就本地业务决策会特别快,这是它们的优势。在这方面,SGS也在积极调整,以真正做到国际机构本地化运营。

现在,国内一些政府院所或事业单位正经历改制过程。我们正积极参与其中,这也是一种互动。很快,SGS会揭晓一些与国内大专院校、事业单位合作、合资的项目。

王洵:就从业单位而言,外资的比例非常小。必维是一家综合性机构,各行各业都会涉及。国内机构,大部分走专业化路线相对更多一些,专注于不同的区域或者行业。我相信,中国本地企业也会向多元化、综合化发展。

追溯历史,必维在1882年就进入了中国。我们虽然是外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看,经过这么多年的本土发展,我们也算是本土化企业。这其实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外资企业在中国从事一切业务,价值观不能丢。必维有“三个绝对”:第一绝对安全;第二绝对遵守职业道德;第三绝对控制财务成本。这就像三块基石,扎根于所有必维人的心中。

說到融合,如何更好地与本地政府以及本地客户沟通,互相理解,这是需要双方共创的局面。最近几年,必维与很多本土企业合作,而且合作得非常好,前景也非常广阔。全方位交流包括技术、资本、经验、网络和标准,也包括人才流通、管理体系,甚至文化方面。内外资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最终趋势一定是互相融合。

进出口经理人:人才似乎是所有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关键点,您所在的机构在人才培养或引进上的特点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才流动?

柏学礼: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是我们人才建设的两条通路。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有一批既有活力、创新精神,又能熟练掌握一些新型业务所需要的网络能力、分析能力、沟通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对于新的服务领域,比如Intertek天祥现在进入药品服务领域,基本上团队骨干是引进的,不仅从市场上引进,还要从国外引进。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私人或风投公司的第三方机构,检测认证人才流动更加频繁。这也提醒我们:首先,要建立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尤其在一些专业性强、竞争比较激烈的领域,要有核心团队作为人才支撑;其次,内部要强化学习能力;最后,打造更加优秀的企业品牌文化及团队合作精神。吸引人才的关键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短期效益难以持续。

杜佳斌:的确,随着市场需求增大,这几年新的实验室不断涌现,各机构之间人员相互都有流动。市场普遍的反馈就是 SGS出去的实验人员特别好用,我想这是与我们为员工提供系统培训,并在日常工作中有大量实际操作机会分不开的,所以SGS的员工成为其他机构的主要“挖角对象”。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我们一方面注重加强中高层团队和特殊专业人才的稳定;另一方面,持续不断完善培训体系和重新布局流程,让新员工可以通过培训尽快上手。另外,我们也和一些大专院校合作储备人才。比如,2017年SGS在常州设立了实验基地,和常州工程技术学院(后改为“检测认证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开设定制班,基本上能够保证在当地的用人需求。同样的合作模式在华南也有。定向培养和储备也是一个途径,比如,SGS的生物制药检测人才,我们通过外聘、送到海外SGS培训,或者请海外专家到中国来培训来满足需求。不可避免地,从外部引进人才在SGS也一定会存在。

关于人员流动,我曾在瑞士商会参加一个交流会,期间有家公司高层抱怨人才流向了民营机构,我就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一方面从中国赢得了市场份额,拿到了相应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我们对中国产业的贡献,不就是向行业输出人才,让这个行业走得更健康、发展得更加壮大吗?例如,中国汽车行业就因为早期有大众、丰田这样的公司进入,然后通过人才流动,其他公司也获得了发展,中国整个汽车行业也越来越壮大。同时,大众和丰田等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也不降反增。

作为检测认证行业的领先企业,SGS也为能够向行业输出专业人才而感到骄傲。

王洵:各个企业发展都离不开资源竞争,人才是核心资源。TIC行业是服务性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要求更高。必维一直把员工发展作为核心战略来考虑。无论营业收入还是员工人数,中国都已经成为必维集团中排名第1位的国家,是集团重点发展的市场。人才发展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当然也一定要秉承核心价值,正如刚才提到的三块基石:安全、道德和财务控制。

另外,必维是一家B2B2S(即企业—企业—社会)的公司,通过对企业提供服务,最终提供社会关怀,所以社会责任是我们的重要落脚点。所有人进入必维大家庭,都需要遵循基本准则,对企业文化进行认同。我们在企业内部,有一系列完整的培训体系,从新入职到不同阶段的员工,都有相应体系来帮助他们更好发展。

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人才流动是个正常现象。一些规模较大、业内领先的企业可以成为行业中的“黄埔军校”,这样的人才流动到民营企业或小型规模的企业,首先是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水平,另外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当然,从企业角度而言,我们希望留住核心人才、高潜人才,同时通过让企业变得更强大、更有生命力,来吸引人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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