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水路：茶马古道向海路的扩展——词与物的证据

陈保亚　陈 樾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岭南水路：茶马古道向海路的扩展
——词与物的证据

陈保亚陈 樾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2003年12月6日，陈保亚（左）、木霁弘（中）在剥隘码头调查。（杨海潮摄）

题记

丝绸、陶瓷、茶为古代海路传播的三大物质，茶最终以最大贸易额的比例在远征海路上传播，当时的始发点是在广州。25年前，我和木霁弘等徒步三个月首次考察了滇藏川茶马古道，开始注意到很多古道分支突然在江边中断。茶马古道如何连接水路走向海路，一直困扰着我们。12年前，我和木霁弘、杨海潮考察了滇桂交界处的剥隘古镇，那里很深的马蹄印突然在剥隘江边中断，昔日的码头已经停用。当年马帮的去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两年后剥隘古城被电站水库淹没，剥隘古镇老人述说行船去广州的故事却一直停留在我们心中。此后我们在各地专家和政府等的协助下，多次考察了西南和岭南一带水路、陆路错综复杂的形态，包括滇桂道、滇黔桂道、川滇黔桂道、闽粤道、桂粤道和湘粤、赣粤的五岭古道，逐渐看到了茶马古道经过南岭水路向海路扩展的过程。茶马古道的兴起推动了岭南水路的发展，发达的岭南水路网络为茶马古道走向海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越王墓中首次发现的波斯风格银器。（陈樾摄）

南海海路主航线的转移：广州通海夷道

公元前204年，赵佗以番禺（今广州）中心建立了南越国，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云南和越南北部。南越国为岭南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很多有代表性的遗物，显示其与周边文化的广泛接触，包括中原文化、北方草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越南东山文化、中亚文化和伊朗文化，其中有中国最早出土的波斯风格银器（上图），说明南越国很早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和波斯有了交流。《汉书·地理志》首次提到了连接广西、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印度一线的海路，起点主要在琼州海峡和北部湾海岸一带的日南、徐闻、合浦。其他文献对琼州湾和北部湾活跃的海事活动也多有记录。汉桓帝时，印度多有通过日南来贡献的。《后汉书·天竺传》记载：

“和帝时（公元89-105），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东汉末年牟子避乱交州（今越南北部），著《理惑论》，也记录了很多当地的佛教僧侣活动。当时中国佛教还不普及，这些佛教应该是从海路到交趾的。

汉代以后，海路起点逐渐开始向广州转移。根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爪哇到广州已经有商人熟悉的航线，行程约50日，广州也多是商人的目的地：

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

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

带商船风向指示的广州怀圣寺光塔：伊斯兰教传海路入中国见证之一（陈樾摄）。

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曰。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曰便到广州，尔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曰，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依然，知是汉地。

然不见人民及形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曰，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船泛海而至，即将人从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刘沇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诸师出经律。（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P171）

到唐代，贾耽已经提到七条通入四夷的道路，其中有两条是海路，一条东去高丽渤海，可以称为东支，一条下南海西去，可以称为西支。登州是东支的起点，广州则是西支的起点。《新唐书·地理志》：

“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云”（《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P1146））

这说明至少从唐代开始，广州已经跃居岭南港口的首位。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录，从广州出发的这条海路过马六甲海峡，可远到阿拉伯半岛一带。到马六甲海峡的线路为：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P1153））

从唐代开始，不仅众多佛僧取道广州，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教士也频频来到广州。（见伊斯兰教怀圣寺图）。宋代也有很多番人来到广州，且有专门的番长管理番人，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中华书局2007年版）

岭南大江的汇集：马帮路断可行船

南海海路主要起点转移到广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岭南珠江三角洲有利的行船条件。岭南水路自古已有传统。《淮南子·原道训》说：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淮南子·原道训》张双棣校注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P48）

然而汉代的岭南水路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当时海运量不大，海船通常选择比较近的口岸登陆，所以像日南、徐闻、合浦，都可能成为早期的港口。进入唐代后，中西海上贸易迅速增加，珠江口汇集三条大江的有利条件使广州港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这三条江即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江自古均可通航。珠江长度和流域面积均居全国第四，流量却居第二，仅次于长江。珠江流域水路密集，水流量大，极利于行船。岭南各地区的货物便于通过三江水路汇入珠江再入海。岭南以外的货物，也可通过陆路连接三江水路汇入珠江再入海。

珠江干流西江的水运最为发达，并西接两条著名的茶马古道。一条是南方走廊或百越古道，即后来所说的滇桂道，该古道西接滇藏茶马古道，东下云贵高原后分几条线路在右江古代重镇横山寨汇集，再行右江水路抵达邕州（南宁），再经郁江、浔江汇入西江。横山寨为南宋买马道第一重镇。一条是《史记》提到的“枸酱之路”。《史记·西南夷列传》：

“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西汉时，蜀地货物经牂牁江（今红水河）可到番禺（广州）南越王处。这条古道上可通过滇川五尺道连接川藏茶马古道，下可接红水河由贵州进入浔江再汇入西江。

西江水路还北接翻越南岭的两条著名古道。一条古道从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过秦代开凿的著名灵渠连接广西漓江，并翻越南岭的越城岭，再从桂林顺漓江汇入西江。一条古道从湖南道县溯潇水翻越南岭九疑塞（萌诸岭）到广西贺州，顺贺江南下进入西江。

珠江干流之一的北江水路流域不大，但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湖南、江西向南翻越骑田岭、大庾岭的几条著名古道与北江水路连接，自古为兵家要道，重要关口有洭浦关、阳山关、湟溪关、石门关、横浦关、韶关等。珠江干流之一的东江则连接武夷山和福建一带，为武夷山茶叶的主要水路通道。武夷山一带是白茶、红茶、乌龙茶等中国多种名茶的产地。

整个珠江水路借云贵高原、南岭、和武夷山的山势往南向广州汇集。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货物可逆长江支流而上，再翻越南岭，然后顺珠江支流进入珠江三角洲。西南的货物可通过西南茶马古道连接西江汇入珠江再入海。东南的货物可翻越武夷山通过东江汇入珠江再入海。随着中外海上贸易的增加，港口的吞吐量越来越大，岭南的海上贸易必然要集中到珠江三角洲，这应该是广州从唐代开始成为岭南海路第一起点的主要原因。

古代中国，长江口流量最大，但是由于南海来的西域船只当时到长江三角洲一带路程较远，因此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港口不像珠江三角洲一带那样繁忙。红河三角洲的港口有悠久的历史，但从水流量看，红河的河口平均流量一般不超过4000（立方米/每秒），珠江河口平均流量11000（立方米/每秒），航行条件要优越很多，汉代以后，随着货运的增加，更多的商船往珠江口集中。

中国沿海还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港口，比如徐闻、合浦、泉州、福州、宁波、扬州、登州等，由于这些港口没有珠江水系那样的有利条件，都未能取代广州港的领先地位。广州从唐代开始作为第一大港的地位一直持续到清代五口岸开通之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上海丝茶贸易才开始超过广州。

宋代买马道：茶马古道向岭南扩展

茶马古道的兴起源于非产茶区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茶马古道从唐代开始率先在中国西南、西北兴起，并很快开始向岭南延伸，迅速推动了珠江干流西江的航运，西南、岭南一带形成了陆路水路相连的水陆网络，使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向海路延伸。

南宋时由于中国北方受阻，中国和西域的陆上交通主线开始转向岭南和西南，这一转向再次繁荣了岭南水路和西南茶马古道。绍兴三年南宋欲购置云南大理国的马，开始在邕州（南宁）置买马司：

“（绍兴三年）二月五日，诏广南西路置提举买马官一员，以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为名，于邕州置司。”（《宋会要辑稿》兵二二）

随着在邕州置买马司，邕州所辖的今田东横山寨成为百越古道的买马重镇，成为通向西南的必经之路，横山寨周围形成了几条繁荣的买马古道，可去贵州、云南，并可经大理直接通往印度。周去非《岭外代答·通外夷道》（杨武泉校注版P122）：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与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今广西凌云县），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今贵州安龙），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今昆明市），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絶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国都在今贵州贞丰），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今云南文山东部），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郞，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

广州港：古代中国第一大港。

淹没在电站水库下的昔日剥隘茶马古道水路码头。（刘季平摄）

买马道的兴起有赖西南茶马古道的繁荣，古道的繁荣也推动了西南茶马古道和岭南水路的连接，由此形成了陆路水路一体的中国南方走廊。该走廊上遗存了很多踩踏很深的马蹄印（见马蹄印图），是南方走廊活力的见证。另一个活力见证是西南官话在南方走廊上的广泛分布。就我们的调查看，除了西南地区分布着西南官话，从云南剥隘顺剥隘江到广西的百色，再顺右江到南宁，再顺邕江、郁江到武宣，然后逆漓江北上到柳州，再逆洛清江到桂林，再逆湘江上游到湖南的永州，一路上分布着西南官话桂柳片方言。从武宣顺浔江到梧州，可逆漓江到阳朔、桂林，也可逆贺江到贺州，再由陆路去湖南的临武、郴州，一路上也分布有西南官话桂柳片方言。马帮船帮可以凭借西南官话畅通地出没在南方走廊上。

昔日广州：清代岭南水路茶运的见证

广州通海夷道最早以丝绸贩运为主，人们通常把早期的通海夷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唐宋以后陶瓷贩运剧增，通海夷道往往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16世纪，茶传播到葡萄牙，相继传播到欧美。与丝绸、陶瓷不同，茶叶很快成为欧美很多人每日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清代欧美民族恃茶行为开始形成，茶叶需求持续上升，但欧美地区当时基本无产茶区，茶叶需求区和产茶区的分离使远征的海路开始为茶的运输繁忙起来。

通向右江的广西德保古道：马蹄印深处见马帮历史。

茶路转水路：左江与右江合为邕江。

昔日马帮走过的广西德保石桥

正是看到西方对茶叶的需求，1757年乾隆规定只许广州一港通商。乾隆的本来目的和宋朝、明朝在中国西北榷茶的目的相似，是要限制海上走私以及禁止国人和夷人私自往来，便于收纳关税。后人对乾隆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处多有批评，是因为不考虑榷茶的重要性。从广州一港通航对古道的发展看，由于更多的产茶区不在岭南，连接西南茶马古道和岭南水路的网络开始活跃起来，岭南岭北和武夷山南北的陆路和水路也开始活跃起来。岭南以外有更多茶叶产区分布，唐代陆羽《茶经》已经有记录：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陆羽《茶经·八茶之出》，沈冬梅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 2006，P80-82）

云南更是茶叶重要产地，由于唐代云南归南诏国，陆羽没有记录。唐代西南、华南、江南产茶的格局已经形成，清代更有发展，这些茶叶要运往岭南，再从广州出海，一时间在岭南岭北形成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茶马古道陆路水路繁荣局面。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记录可作一个统计，到1832年，广州茶叶出口总额占全部商品总额一半以上，在生丝出口总额的7倍以上。

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奇迹，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生活日用品以如此大的贸易比例在远征的海路上传播。名副其实的远征海上茶路开始出现，而连接茶马古道和海上茶路的正是岭南水路。

随着长江三角洲和浙、闽沿海港口的兴起和繁荣，广州港的进出口份额比例逐渐降低，但广州港将继续保持世界大港口的地位，因为那里有岭南水路的有利条件。历史上，茶马古道在向海路扩展的过程中，利用了水路的发展，也推动了水路的发展。今天，可以在广州芳村茶市上见到大量的来自于岭南内外的茶叶，尤其是云南普洱茶和下关沱茶，其中有不少茶叶运输仍然在走岭南水路。科

陈保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研究中心主任。

本项目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批准号14ZBD10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建模研究，批准号11JJD740004。

广州芳村茶市上的茶具。

芳村茶市上的云南普洱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