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聚集效应的经济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梁 闽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

一、引言

空间集聚使城市经济具有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是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聚集经济的形成来源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市场效率的提高(吕玉印，2000)。基于以上四个方面来研究城市与聚集经济内在联系的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以韦伯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理论，之后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区位理论，两者将研究的重点都放在了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机制上。而以佩鲁为代表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则从宏观层面上将城市聚集和区域发展的非均衡联系起来，认为城市化是地区不平衡增长的结果。我国学者冯云廷(2001)从城市化经济的现象角度研究了个体城市聚集过程及其聚集后产生的效应。虽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都提高了聚集经济在城市发展中的理论地位。聚集经济效应制约并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壮大，对城市经济的增长有着明显的影响。我国目前基本进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因此城市聚集效应的研究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城市聚集过程中的乘数效应

城市聚集的动力源于不同空间上存在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经济势能差，在由“比较优势利益—功能互补利益—机会选择利益”共同构成的动力机制下，存在利益关系的经济个体便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导致人口、资源等要素的实际流动。支撑城市发展的全部要素在三种动力机制作用下相互间发生作用是通过双重乘数效应实现的。

(一)第一层次乘数效应——由“聚集”作用导致城市“成长”的机理

第一层次乘数效应的机理是聚集作用于成长，表现为工业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这一层次的乘数效应开始是由始发性的工业推动的，工业生产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先是为城市化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如交通运输设备、现代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等，由此带来了人口、资源、企业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集聚并产生乘数效应。始发性的工业围绕主导部门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主导工业(如钢铁、机械、电力、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产业间的连锁效应大，导致产业在空间集聚范围上迅速扩大，从而加剧了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剩余劳动力也开始从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城市规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这一层次乘数效应的实质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其作用过程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工业项目和数量的扩张，还在于流入城市内的再度创造的异质生产力能否与原有生产力形成同质交融，通过这种相互融合变异质的要素为同质要素，即实现异质要素同质化。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一层次的乘数效应是通过个体与厂商的理性经济行为将城市的形成与规模内生化，从而把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了起来。

(二)第二层次乘数效应——由“成长”引致城市成长并进一步引发“聚集”的机理

聚集效应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综合经济现象，它既涉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又同产业经济中的组织结构有关。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城市成长过程就是经济质的流动和累积过程，这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聚集规模进一步扩张，并使得城市投资环境和内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分工得以进一步深化，深化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区域内产业和部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进而就为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新思想的产生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提供了环境，继而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域内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创新活动深化和逐渐扩展到相关产业链条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发展。所以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中的城市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产业的成长(如第三产业中信息产业的加快增长)，由于不同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和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使得密切联系的产业部门在空间分布上通过产业链条表现为明显的集中趋势(如图1 所示)。

三、城市聚集效应的举例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图1 空间经济理论中的城市成长过程

(一)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

“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西安因为国家战略的推动成为我国工业化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一五”时期，在“迅速工业化”的政策引导下，国家大量投资机械与纺织业，第二产业产值以平均每年37.7%的速度增长。“三线建设”时期，一大批大中型企业由沿海地区迁入、援建，机电工业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成为西安市第一大工业，航空工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西安从此成为我国航空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工业的兴起，奠定了西安作为新兴工业城市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造成了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进而形成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西安市的重工业依靠政府强制地集中资源优先发展拥有了雄厚的存量基础，与西安市周边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起形成了重工业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驱动着西安市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反观这一时期西安市工业的发展不难看出，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生产力要素“外部植入”的特征明显，机械嵌入的生产力要素并没有完全同质化为个体城市成长的内生基础。因此，西安市的始发性工业在其聚集过程中生产率不高，产品很少与西安市当地需求衔接，与周围地区的联系也较为松散。此外，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较弱。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这种高强度的积累方式使得居民自主消费不足，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落后，城市聚集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就没有充分地带动西安市经济的发展。

(二)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

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国家工业化模式，作为陕西省的中心城市，20 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加快，西安城市化进程也取得较大的发展，2007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9.5%，2009年西安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53.7%，达到521.58 万市区人口的城市规模。现有的城市规模、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以及智力密集的优势，为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9年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110 亿元，占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0.7%，对西安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的大力推动使空间集聚成为以信息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西安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依靠政府着力构建的技术创新平台，促使了高技术人才、资金、技术和装备向本地区集中，初步形成了功能互补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从西安的城市经济发展来看，对于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来说，西安中心城市的区位比较优势(包括科教资源优势，交通运输、设施水平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所带来的功能互补利益和机会选择利益带动了生产企业进入西安市，促使本地区对资源、资金、人才、产业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推动了城市聚集规模的扩张，最终形成产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且城市聚集的动力与第一层次的乘数效应相比逐渐增强。高新区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化因素，集聚功能是其基本功能之一。以西安高新区为例，作为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园区采用创新与孵化型为先导的发展模式(见图2)，以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为依托基础，以“产学研”合作机制为运行推力，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汽车四大产业为支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西安市新的资源集聚、信息、技术和创新中心，拓展了西安市城市的内涵并构成西安城市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图2 高新区中以创新与孵化型为先导的发展模式

利用C－D 生产函数模型可以实证检验集聚效应因素与西安高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西安市高新区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经济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聚效应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以第二层次的乘数效应分析为镜像可以折射出导致西安高新区聚集效应走弱的一些因素。

首先是产业集聚化程度低，西安高新区事实上聚集了大部分只有低端技术的中小企业且行业多样，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都是由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嵌入的，而不是根据专业化的分工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以上两点导致区内产业关联性不强，各企业自成体系，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协作，产业集群发展缓慢。其次是政府的政策干预忽视聚集经济规律。企业和行业的进入是有一定规律的，而政府的激励政策会忽视企业与行业本身聚集倾向的差异和园区演化过程中聚集倾向变化规律的分析。西安高新区实行政府主导的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偏向于从外部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鼓励企业通过合并组建大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所以很难做到从专业化分工、市场细分、价值链延伸以及产业集群的内在联系上来综合考虑。城市集聚实际上是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要素的空间集聚从根本上说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支配。从聚集效应的结果来分析，脱离原有的产业基础而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的高新区会因过分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使集聚效应逐渐衰弱，同时自我发展能力也会减弱。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内生性推动作用，增强区内创新资源的聚集力和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助于西安高新区走出上述路径依赖，更好地发挥其聚集效应。

城市的发展和成长一直伴随着城市的聚集和扩散，其中城市聚集效应对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升了中心城市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和经济主导功能;二是人才及技术创新的集聚。不仅提高了技术创新的生产率也营造出了创新环境，从而提高城市的创新功能和竞争力。《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9》中，西安市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在全国56 个重要城市中排名位居前列，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良好。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把西安列为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城市聚集效应的发挥使得西安市的基础设施、城市规模、经济实力以及综合竞争力在区内占据主导地位，是经济区名副其实的增长极。西安市的综合区位优势和聚集效应的效果对经济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充分发挥聚集效应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发挥西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带动作用，引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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