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印互利合作机遇探讨

胡本海 郑澄澄

【摘 要】西方国际关系学对国家间合作的理论研究较多。其中，新现实主义强调霸权合作，新自由主义重在制度合作，而建构主义则强调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的建构性作用，即“身份关系”的建构决定了国家是采取“助他性”的合作行为还是“自助性”的不合作行为。“一带一路”作为平等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秉持着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印两国提供了共赢框架和实现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理论思考；中印互利合作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参与方提供了积极的合作基础。作为南亚最大的市场经济行为体，同时又是中国的近邻，印度与我国的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为中印两国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框架和实现共同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理论思考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秉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这一成功实践也为国际合作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概述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合作的研究较多，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对国际合作的研究较为突出。

第一，新现实主义的霸权合作论。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是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流派的集大成者，他将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简化为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行为，其中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自助性”以及狭隘的自我利益观均不利于国际合作的产生。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安全利益是第一位的，国家是否合作取决于自身对国家安全状况的评判。当霸权国提供了安全保障或自身在追求均势时合作才能产生安全性，那么这种合作就具有强制性。鉴于“无政府状态”以及“人性本恶”的原始逻辑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观较为消极。“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导致国家间很难产生真正的合作。

第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合作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关系的基本变量简化为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其中国际制度促进和保证国际合作的产生。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是阻碍国际行为体之间合作的主要因素，国际合作的产生有赖于国际制度的建立，其强调以制度促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家间关系呈现出相互依赖的态势，而相互依赖增加了合作的需要。此观点认为，国际制度调节国际关系进而促进国际合作。国际行为体之间若政策一致能够互利互益，并能够降低分配影响，那么国际政策协调或融合就有了动力。国际机制创设时的条件消失或霸权国权力衰退，合作仍可以继续。国际制度能促进国际合作实际上是发挥了制度作为一种协调方式加强合作各方信息沟通、增加彼此透明度、减少安全困境的功能，其使各行为体在规范的框架体系内活动，最终实现国际合作的产生。

第三，建构主义的合作文化论。建构主义理论从社会学视角理解国际政治，强调观念与认同在国家对外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提出认同决定利益，认同确定国家间的关系和地位。建构主义认为，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进程和实践活动建构了彼此之间的文化，如果A国对B国传递了合作的信息并得到B国的积极回应，此时双方便形成“合作”的互动认识，如果双方在实践上持续推进合作，那么双方合作观念就会得到强化并最后形成合作文化；反之，如果A国对B国传递了不合作的信息并得到B国的不合作回应，那么这种“不合作”的互动认识会持续强化形成不合作文化。这种彼此“身份关系”的建构决定了两国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如果认为对方是“朋友”，那互动中就会体现“助他性”，进而采取合作行为；如果认为对方是“敌人”，那互动中就会体现“自助性”而采取不合作行为。

以上三种理论对国际合作的分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新现实主义强调霸权以及追求均势促进合作，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制度促合作，而建构主义则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合作理论，指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合作与否取决于行为体之间彼此的塑造，国际社会既可以形成人人为战的霍布斯状态，也可以是朋友式的康德状态。

（二）“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理论思考

作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合作理念、合作方式和合作路径。上述合作理论对中国政府倡导并正在实践的“一带一路”理念无法正确解释，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一带一路”是平等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途径，提高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民心基础、改善基础设施，进而实现沿线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其本质就是互联互通。从“一带一路”的设计理念和布局来看，“一带一路”是把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大板块有机联系但又不止于此，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来的实践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平等性和开放性体现在合作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制度差异、不分发展先后、不分宗教信仰，并對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其本质就是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没有传统国际合作中的规则门槛和意识形态歧视，反而根据合作国家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其合作没有强制性和歧视性，对所有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放，这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合作模式相比，“一带一路”摒弃了同质性合作和强制度主义的准入条件，实现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平等交流，其克服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合作中强调行为体之间发展阶段相近的同质性合作以及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所有行为体必须遵守同一规则的强制度主义的种种弊端，从而实现国家间平等开放的互利共赢目标。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作理论的超越。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各种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现实背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共同安全、共享发展等核心思想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一致，其直接推动了各参与国之间密切关系的建立，真正形成了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单边霸权稳定观、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以及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上倡导构建的普遍安全观，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在发展上强调共同发展，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在文化上强调国与国之间“交流互鉴”，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在国家关系上强调构建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生根的伟大实践。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至今其建设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截至2020年5月，中国政府已先后与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相关国家，其平等性和开放性特征已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使相关国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新修建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深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友谊。如中孟友谊之桥（一桥至七桥）项目体现了中国对孟加拉国真诚无私的援助和中孟两国人民间的深情厚谊，这种难以割断的关系就是“命运共同体”的含义之所在。在金融危机及全球新冠疫情双重打击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经济运行面临巨大压力。“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全球化实现包容、普惠、共赢提供了助力，其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为实现全人类真正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方向。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印互利合作带来新机遇

中印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具有许多共同目标和追求，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作为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成员国，两国可以在多边合作机制的框架下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度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等不利局面对中印两国经济的发展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和平不要冲突，要合作共赢不要零和博弈，要信任不要猜忌，要前进不要后退，已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印互利合作提供了合作共赢的框架和实现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一）“一带一路”与印度政府的经济改革相契合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以来采取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印度经济以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在2019年超过英法跻身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但自2019年开始印度经济增速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受新冠疫情影响，印度经济增速为1.9%，同时惠誉国际（Fitch Ratings）目前将印度本财年（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5%下调至2%”。面对经济发展陷入僵局、经济增速骤降、财政赤字激增，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深入分析莫迪政府的经济发展蓝图不难看出，振兴印度制造业是其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又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振兴制造业，还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专业人才等。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很好地契合印度政府经济改革的内在需求，其为中印双方的互利合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契机。

（二）“一带一路”推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五个合作重点，设施联通就旨在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就目前而言，中印双方的互联互通在现代陆路交通运输设施上比较缺乏，其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资金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融资机制，印度完全可以优先获得亚投行的资金支持，以缓解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压力。印度工业联合会前会长赛卡尔·达塔对“一带一路”信心十足，其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将得益于中国的 ‘一带一路大构想”。 从经验和技术层面看，中国高铁建设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至2019年底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已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2/3以上，稳居世界第一，高铁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器”。技术方面，“永磁同步电机牵引系统”是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中国对其拥有着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中国的海上运输也发展迅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上贸易运输飞速发展，成为海上运输大国。据中国航运数据库显示“中国的集装箱生产总量占世界90%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在港口建设能力方面中国也居世界水平”。作为邻国，中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两国民心相通，还可以为两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带来持久动力。

（三）“一带一路”提高中印民生福祉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新领域，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应对国际经济形势整体下滑而提出的合作之路、务实之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架构，对沿线国家与地区都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明智之举。作为世界人口大国，防反贫是中印两国国内面临的相同任务，为更加切实提高中印两国民生福祉，加强中印互利合作至关重要，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其中共享就是在共商共建的基础上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中印人民，打造中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入发展中印互利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威胁到世界任何国家，反倒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中印合作成果将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提高中印两国人民福祉。

三、结论

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是两国经贸合作定能行稳致远的现实原因。在两国经贸关系已趋于成熟的条件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印两国提供了难得的合作共赢框架和实现共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将为两国的互利合作开辟新的境界。

（1.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2.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参考文献：

[1]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2]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转引自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J].国际问题研究，2020（3）

[3]【澳】克里斯蒂安·罗伊-司米特 【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 等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第324页。

[4]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J].國际问题研究，2020（3）

[5]《世界经济展望报告》https：//www.imf.org/ 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6]人民网.《CII前会长：印基础设施建设将得益于“一带一路”构想》[DB/OL].：http：// world.people.com.cn/n/2015/0401/c157278-26781001.html；

[7]中国航运数据库. http：//www.chinashippinginfo. net/；

[8]人民网.《***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DB/OL].http：//world.people.com.cn/ GB/8212/191816/426372/；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多极化背景下中印战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GH14。

作者简介：

胡本海（1975-），男，云南威信人，博士，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南亚国际关系。

郑澄澄，1997年生，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