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5
彭宠+平若媛
【摘 要】近幾年随着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养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为了深入了解和清晰当下特别是北京地区“养老防老”问题,本文在基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个典型老旧小区养老现状调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几种养老模式,结合副中心该小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改进建议和措施。旨在以点及面,为当下北京应对养老防老问题提供社区发展模式借鉴。
【关键词】养老;老龄化;模式;改进
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态势以不可阻挡呈现出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化趋势显著的现象。本文将以点盖面,在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就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走访式调研,了解辖区内老年人的现状,身心健康情况等基本情况,掌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调研结果力求解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规划全方位的养老教育,引导全社会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一、当下中国的老龄化现象
(一)全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根据相关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0 14岁人口为22681万人,2015年中国15 64岁人口为100347万人,2005 2010年中国0 14岁人口逐年下降,2010年0 14岁人口达到近十年最低值,为22259万人。201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4434万人,近十年65岁及以上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2]
(二)北京市即将进入老龄化高峰期
在《北京市2014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中可以看到:截至2014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1333.4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96.7万人,占总人口的22.3%;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5.0%;8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51.6万人,占总人口的3.9%。
在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中,60 69岁老年人口156万人,占52.6%;70 79岁老年人口89.1万人,占30%;80 89岁老年人口48万人,占16.2%;9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万人,占1.2%。从2013年底至2014年底,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17.4万人,增长6.2%,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从21.2%增至22.3%;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8.2万人,增长4%,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从14.6%增至15%;7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3万人,增长2.2%,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从10.5%增至10.6%;7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3.8万人,增长4.1%,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从7.1%增至7.3%;8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4.2万人,增长8.8%,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从3.6%增至3.9%;9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0.4万人,增长12.1%;10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加54人,增长9.2%。
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功能区总人口的比例(即老龄化程度)分别为25.1%、22.9%、20.0%和20.3%,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0%、1.1%、0.9%和1.0%。四个功能区的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功能区总人口的比例(即高龄化程度)分别为5.6%、4.3%、2.4%和2.9%,分别比上年增加了0.2%、0.4%、0.1%和0.2%。[3]
近年来,《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2015 2020年)》等一系列规划层出不穷,可以看到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现象”的重视。自2016年开始北京市开展为期4年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行动,重点实施9大任务,力争到2020年,也就是调查研究显示的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北京市将基本确立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包括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国老龄化问题已经从引起全社会关注转到政策性应对。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养老现状
截止到2014年,通州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4.6万余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1.2%。按当前的人口发展趋势,到2020年,通州区老年人口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而通州区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各项工作都应走在全市的前列,而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新兴服务产业,需加快建设的步伐。在日前召开的市人大养老设施建设专题座谈会上,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将明确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试点建设“职住一体、多代共住、医养结合、持续照料的新型适老社区”并纳入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范畴。[4]
我们以点带面,用走访、座谈及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社区进行了“社区居住老人养老情况”的调研,了解当前居住老人的养老情况与相关养老服务情况,并对《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落实情况做观察。
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社区地处南大街中心地带,辖区面积0.2平方公里。社区共有楼房11栋,平房院落329个,社区常住户2160户,常住总人口5429人,其中党员165人,积极分子百余人,60岁以上1084人,残疾人100余人,外来人口500余人,辖区门店78家,辖区单位5个。
在随机抽取了30位居住老人进行调查后,进行问卷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以下数据与结论:
(1)被调查者性别的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30名老人中有19名为男性,占总人数的63.3%;11名为女性,占总人数的36.7%。如图1所示,从图中得知被调查老人男性占总比的六成,女生为四成。
(2)被调查者年龄的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30名老人中,50 59岁的老人为0人;60 69岁之间的老人为13人,占总人数的43.3%;70 79岁之间的老人为10人,占总人数的33.3%;30岁及以上的老人为7人,占总人数的23.3%。如图2所示,从图中得知此次调查的老人中年龄在60 69岁的老人居多。
(3)被调查者经济来源的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30名老人中,有20名被调查者的经济来源为退休金,占总人数的66.7%;有8名被调查者的经济来源为其他,占总人数的26.7%;有2名被调查者的经济来源为政府补助,占总人数的6.7%。如图3所示,从图中得知此次调查的老人大多依靠退休金作为生活来源。
(4)被调查者生活自理程度的分析
在此次调查的30名老人中,能自理生活的老人为26名,约占总比例的87.7%;偶尔依赖他人生活和经常依赖他人生活的老人各为2名,约占总比例的7%。如图4所示,从图中得知,大多数被调查老人能自理生活。
(5)被调查者居住情况的分析
在此次調查的30名老人中,独居的老人为5人,占总比例的16.7%;和配偶生活的老人为19人,占总比例的63.3%;和子女生活的老人为6人,占总比例的20%。如图5所示,从图中得知,大多数被调查老人和配偶居住,并没有和子女亲戚住在一起。
(6)被调查者社区的养老服务单位的分析
从图6以及图7中可以看出,该社区及附近的养老服务单位以及养老设施并不丰富,只能完成基本医疗需求与少量精神文化需求。
(8)被调查老人希望社区增加怎样的养老服务分析
有15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定期进行巡诊”,占到总人数的50%;有9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应急服务”,占到总人数的30%;有2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打扫卫生”,占到总人数的6.7%;有2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聊天解闷”,占到总人数的6.7%;有1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送餐”,占到总人数的3.3%;有1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所居住社区的养老服务中能有“上门护理”,占到总人数的3.3%。如图8所示,从图中可以得知,大多数老人对医疗方面的养老需求是首要的甚至是硬性需求。
(9)被调查老人对于未来老人养老方式设想的分析
有15位被调查老人希望未来的养老方式可以是“居住在社区,自己照料自己”的,占到总人数的50%;而另外有15名被调查老人则是希望以“居住在社区,自己照料自己,辅之以社区医疗、老年餐饮、老年娱乐等社区养老服务”的这种方式生活,占据总人数的另外50%,从图9中可以得知,对于老人们而言,并不想依靠子女或是他人照料,而相比养老院等养老机构,社区居住是较为理想的方式。
从以上分析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老龄化社会正在逐步逼近,而居家养老的方式仍是主流趋势,不管是从生活自理情况、居住情况、生活资金来源来说,居家养老无疑是最合算、合适的养老方式,其必要性也是无需言喻。
而社区养老服务在其居家养老方式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是否能跟得上其发展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在社区养老服务上进行规划与设计,也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与深思的问题。
二、国内现有养老模式及分析
经过走访调查与现有资料查找,了解到以下几个国内现有养老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是指对老年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日常生活的照料和精神生活的慰藉,完全依靠家庭来满足。它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这种模式目前仍是现阶段社会主要的养老模式。俗话说“养儿防老”,这种梯型的家庭人口结构是这种双向依赖的亲子关系模式的人口基础,靠儿养老、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济是这种双向依赖的亲子关系模式的养老观念。
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高龄阶段,一个家庭通常要赡养双方4个老人甚至更多,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子女照顾老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保证,老年人客观上不能得到全面性的照料。养儿防老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5]
(二)社会养老模式
社会养老是指家庭养老以外的其他养老模式,包括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等。机构养老是一种让老年人离开自己的家,到各种养老机构生活,其生活照料和护理由养老机构负责提供的养老方式。居住形式有养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
然而现阶段社会养老在实施上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如:社会养老服务设施收费高,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存在困难、社会养老机构数量少、增速慢、养老机构专业服务人员严重短缺,服务质量差等方面的短板。
由此可见,在老龄化趋势加速发展的现阶段,我们仍然没有一套实用可行的养老措施。在这个现象下,我们查找资料,发现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研究其养老模式以及针对其服务人群所采取的措施。
三、国外养老模式及其启示
(一)主要养老模式分析
1.居家养老:
即老人居住在家中,由社会来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它将居家和社会化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服务的提供主体是依托社区而建立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生活照料、休闲娱乐设施支持等。目前欧美国家接受居家養老服务的老年人的比例在80%左右,居家社区养老成为当前的国际趋势。
2.家庭养老:
即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主要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对老人提供赡养服务的养老模式。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如新加坡大力宣传“孝道”,推出一系列津贴计划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如“三代同堂花红”,倡导三代同堂的稳固家庭结构;在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立法,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性地使子女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日本提倡“孝顺父母”,支持和鼓励同居型家庭养老方式,并规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进家庭养老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子女照顾 70 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政府给卧床老人提供所需特殊设备等。
3.集中养老:
指老人们集中居住在退休社区或入住老年公寓,该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集中管理,能够使老年人得到专业化的照顾和医疗护理服务。如英国的老年社区建筑规模大,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开设的课程和组织的活动超过 80 种以上。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与功能区划分,是集合了居住、商业服务、度假疗养为一体的大型综合社区。
(二)主要国家养老体系化、法制化发展及借鉴
日本由于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护理这方面的服务与制度就制定的很完善。1922年,以劳动者为对象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保险制度——健康保险制度。1938年,以农民、渔民为对象建立了《国民健康保险法》。1959年,颁布了《国民健康保险保险法》,1961年确立了“全民保险全民年金”体制,《国民年金法》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采取国家、行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办法,规定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20岁到60岁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体系。196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生活利益的《老人福祉法》,推行社会化养老。1982年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将日本老年福祉政策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居家养老、护理照料的方向。“全民皆年金”的强制性保险措施,使所有连续25年以上参加保险的日本人,都能在65岁后领取养老年金,每个国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得以保障。1997年12月制订了《护理保险法》,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将40岁以上的被保险人都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范围。护理保险制度的财源以政府为主体,公费50%(其中国家负担25%、都道府县负担12.5%、市町村负担12.5%);每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均是“第1类被保险者”,负担17%,在养老金中扣除;40~64岁的被保险人则是“第2类被保险者”,保险费每月在年金或工资等收入中按比例扣除,负担33%。该法规定,市町村及特别区、都道府县和医疗保险机构等为保险人,40岁以上的人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为了今后得到护理服务,要缴纳一定的保险费。需要护理时,可提出申请,经“护理认定审查会”确认后,即可享受护理保险制度所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护理服务,被保险人只需承担护理保险费用的10%,其余部分由护理保险负担。老年人只要经专门机构体检认定,就可得到不同等级(共分2种6级,月额从6.43万日元到37.95万日元不等)的居家护理服务,也可选择入住疗养院、托老所、护理院和养老院等机构的设施服务。[6]
加拿大的养老制度也十分完善,而加拿大政府为老人提供的养老福利则是使加拿大被称为“最佳养老圣地”的主要原因。1、面向所有年满65岁且在加拿大居住10年以上的加拿大居民每月发放的老年福利金,由联邦税收支付,无须个人供款。2、政府强制的个人(和公司)供款社会保障计划。其退休福利金的多少与个人供款的多少和供款期的长短挂钩,而与退休后的个人收入无关。3、为低收入老人提供额外养老补助。[7]
美国是作为发达国家,其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已相对完善,许多有益做法对我当今养老制度建设不无启发和借鉴之处。美国养老机构分类在美国,养老机构根据不同功能分成三类。第一类为技术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需24小时精心医疗照顾但又不需经常性医院服务的老人;第二类为中级护理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无严重疾病,需24小时监护、护理但又不需技术护理照顾的老人;第三类为一般照顾型养老机构,主要收养需要提供膳食和个人帮助但不需要医疗服务及24小时生活护理服务的老人。另外美国养老体系的特点也十分鲜明:养老问题法制化、社会服务规范化、资本投入多元化、护理队伍专业化、服务质量标准化、服务手段信息化。[8]
综合上述国外几种养老模式和几个国家的养老制度建设历程,对比我国现阶段养老建设,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构筑了社会保障安全网。借助经济实力的支撑,社会养老成为国外养老对策的共同之处。与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不同,老龄人的生活质量是在良好的社会保险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政府的保障和引导下,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2.全面考虑了老年人的需求。社会的多元化决定了养老需求的多样化;3.提高了老年人生活的质量;4.调动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提高了 “养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种集体观念;5.实行了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管理。
四、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社区养老措施及改进策略
(一)现行措施及问题
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作为通州区现存的老城居住区,辖区内多为中老年人居住。在保留北京“胡同”特色与居住方式的基础上,又有城市化居住楼与设施,可以说是极具特色又十分适合改进“养老”模式的重要区域。北京市副中心某小区社区十分重视养老防老这方面的工作,针对辖区内老年人数量多的现象,专门成立志愿服务队,开展进行一系列活动,以优质服务和人文关怀对社区内老年人群进行悉心照顾、心理疏导,让受助者参加社区各项活动,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例如“趣味运动会”、“六五普法知识竞赛”、“迎新春书法绘画展”、“山水画兴趣课堂”等活动使每一位参加活动者切身感受现场的氛围,舒缓心情。
近几年来,活动有增无减,但有个现象却越来越显著,那就是参与活动的老人越来越少。针对这个现象,我们也做出了相对的访问与了解,并得出以下结论:1.生活越来越囫囵化,在家中年轻一代人外出工作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小辈孩子的生活起居则成了生活中的重心,孤独感无法得到有效排解,久而久之,面对丰富的活动也不再有吸引力;2.文化水平与思想的止步使得许多老年人无法感受活动的意图,只为图新鲜,新鲜劲儿过去,自然也就不再参与;3.老年人心理机能变迁无法有效排解,高龄者中绝大多数人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其中不乏有老党员。这一重大行为切断了高龄者通过工作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在工作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完全被剥离,其心中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的无助感随社会关系的消失而逐渐增强,而这些“负能量”则会加速衰老,产生恶性循环;4.活动存在片面,无法深入生活。对于生活中早已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高龄者们来说,许多活动无法在参与中得到有效实质的利益。间断性的文娱活动无法真正起到引导作用。
(二)改进策略
借鉴发达国家在“养老”方面的可取之处,我们认为可以在“养老措施”中尝试几点改进策略。
1.从关注生活需求向关注精神需求、社会价值延续转变。对老年人的需求由开始的注重经济、生活和医疗保健逐渐开始转向全方位的照顾,特别是精神慰藉方面,更注重对老年人心理和情感上的关怀,追求老年人生活的更加充实和老人的情感需求满足。让老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开办老龄超市、鼓励老年人重新就业、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性活动等各种措施鼓励老年人回归社会。
2.将居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整合利用家庭、社区的资源,使老年人不脱离原有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也方便子女在闲暇时照顾老人,老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使老年人过上了正常化的生活。
3.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从直属亲缘开始,增强“养老”意识,培养“孝文化”的传承与宣扬。光疏导高龄者的心理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从高龄者身边的年青一代开始进行培训与指导,进行养老教育的开展。而从国外经验来看,政府、家庭、社会都在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民间组织大量的志愿者,包括慈善机构和个人。志愿服务形成了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
4.增加社会福利保障。对于各类的社会福利以及生活上的福利,高龄者们更为关注。如采取与旅行社合作的方式,进行低价旅游,如按人数缴费,一人100元进行为期一天的周边游。在保障高龄者们安全的同时,充实时间并增加人际交流需求。
5.将文化养老贯彻生活,融入生活。老年人的生活如何过得更加丰富多彩、跟得上社会的发展、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都与是否能够实现文化养老联系在一起。所以重視与研究文化养老成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艺术文化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开办各类文化艺术的社团,促进交流与文化教育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活动形式越多元、丰富,且充分显示出对老人的尊敬和呵护,就能更好体现出文化养老的人文情怀。且不能间歇间断性进行,要持之以恒,将文化贯彻到底。
6.完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我国老年保障制度往往以即时性政策为基础,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随机性、不连贯性,需要逐步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律手段为主转变。
7.坚持社会化、专业化、规范化,鼓励发展养老机构。加快实现养老机构投资主体多元化, 把社会资源更多地吸引到养老机构的建设中来。同时要积极培植和发展社会服务团体和民间组织,将为老服务的机构、设施和场所更多地交给他们去经办和管理,政府则发挥宏观管理和行政监督职能,实现为老服务事业管理的规范化和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加快养老机构的专业化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加快服务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步伐, 要通过院校培养、在职培训等多种途径,使为老服务的工作人员都成为掌握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和服务技能的专门人才。[9]
五、结论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不像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故那么明显,但是现在不着手解决,到一定时候就会积重难返,付出沉重代价。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独特的优势整合借鉴的其他长处,对老龄事业发展的有足够重视,引导社会对广大老年人不断关爱,引导老年人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面对生活,发挥其生命能量,实现自我价值。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解决必将会缓解,“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也定将得以实现。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 100010)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老龄化社会”.
[2]智研咨询.2016年中国人口结构分析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2017-2022年中国养老行业现状分析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3]首都之窗.北京市2014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4]新华网.城市副中心将试点建设新型适老社区.
[5]网络.养老行业课题研究.
[6]网络.日本养老机构运营模式.
[7]百度文库.加拿大政府为居住老人提供的福利.
[8]百度文库.浅析美国养老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9]陈雪萍,许虹,王先益等.养老机构老年护理管理现状及建议.
作者简介:
彭庞(1985—),北京财贸职业学院13五年制文秘专业学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平若媛(1974—),硕士,副研究员,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人文学院,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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