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在乡土情境中探寻个性化的语言叙事逻辑

1980年，油画《父亲》的诞生不仅仅唤起了人们内心对于那个年代的特殊情感，更让“罗中立”这个名字成为了连接过去与当代，乡村与城市的重要人性标志。因为将巨幅创作主题聚焦在农民身上，在当时的国内艺术界还没有人有胆量做这件事，很多人都回忆道：“在那个年代，这种大尺幅的人物肖像也只有领袖人物才会拥有。”但罗中立却这样做了。于是《父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标志性的作品，但是对于罗中立的个人艺术而言，《父亲》并不是他艺术的全部，恰恰由《父亲》开始，他开始了关于如何实现油画语言民族性融合与个性化表现的更为深度的个人体验与深度探索。

2017年3月26日，保利置业旗下的翡丽甲第会所荣幸邀请到了这位艺术大师，在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与一众艺术爱好者们共话文化传承，讲述过去岁月的点滴印象。借此机会，本刊与艺术家罗中立面对面交谈，听他分享那些创作历程与心境变迁。

《父亲》 一个时代的标志

1947年，罗中立出生于重庆沙坪坝区，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6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2年后，为响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罗中立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了四川达县大巴山区。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學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那天他是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回家的，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就与自己的房东邓大爷搞好了关系。他白天在大巴山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山里没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一黑就回土屋睡觉，或与邓大伯聊天。这段与农民朝夕相处的时间，让他对农家生活有了细致的观察和切身感受，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等他完成在大巴山的教学服务回到学校之后，“文革”却已经开始了，大学梦一下子就破灭了。于是美院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被分配到达县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凭借着美术天赋，他成为了厂里专门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画过不少连环画，还为厂子里的宣传栏画过主席像。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而立之年的罗中立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成为了班上大龄学生之一。1980年，在校的罗中立得知了即将举办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的消息，便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准备起来。在确定画面主题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自己曾亲身接触过的，最为熟悉的农民题材。“记得有一年除夕夜，我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那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好像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了。”这个画面给了罗中立很大的触动，在多年后再次回想起来，一时间同情、怜悯、感慨等一系列复杂的感情都涌上心头。

于是他立刻回到了大巴山，把当时接待他的邓开选老人的所有照片都找了出来，一稿一稿地画，最后综合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罗中立说，这件作品前后总共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从最初的“收粪农民”到手持军用水壶的“生产队长”，再到按照领袖人物肖像尺寸刻画的农民头像。在重庆三十七八摄氏度的炎夏，激情高涨的罗中立蜗居在川美一个10平方米的阁楼里，开始搞创作。画幅高2米多，必须反复不断地爬上爬下；为了观看整体效果，人得退到墙角，用望远镜倒过来看。头像比真人大得多，他用放大镜，仔细观看自己的皮肤、毛孔，为了呈现老人皮肤粗糙的肌理，他甚至在颜料中加入了馒头渣……

而在整件作品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以及引起不小风波的就是后来添加的那支圆珠笔。据罗中立回忆道，当时有人建议他在父亲的头巾下加上一支圆珠笔，他说：“添上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农民，而不像苦巴巴的一个旧社会的老头。于是我很快就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了。”但为了缩小圆珠笔在视觉上的强度，不喧宾夺主，罗中立把透视画得的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基本不容易发现，但正是这一细小的改动决定了这件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

据悉，这件作品的名字也经历了一波三折。一开始罗中立将这件作品取名为《粒粒皆辛苦》，后来改为了《我的父亲》，一下子就将作品的内涵凸显了出来。而在送到北京之后，评委吴冠中又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对当时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就取名为《父亲》，代表那一代经历过特殊动荡岁月的人物形象。

于是这幅最终被命名为《父亲》的作品出现在了1981年的中国美术馆中，一时间引起了评委和观众的轰动，那种震撼感让很多人面对着作品就潸然泪下，他们纷纷想到了是自己父亲的这一代，用辛劳的双手支撑起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因此最后由观众投票决定，凭借这件作品，罗中立获得了第二届青年美展的金奖。

从乡土主题逐渐转向超验与魔幻

《父亲》所造成的轰动，让很多人怀疑在这件作品的光环之下，罗中立是否还能再有新的突破。但不久之后他就创作出了《春蚕》，被他自己誉为是《父亲》的姊妹篇，也可以叫做“母亲”，画面所描绘的是传统中国农耕社会里男耕女织的分工，罗中立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表现了一位母亲形象。

熟悉罗中立的人都会发现，他多年来的创作主题都没有离开过“乡土”。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众最为熟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系列作品，如《父亲》《春蚕》等，到描绘大巴山区人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的《故乡组画》，罗中立改变了早期细腻刻画的写实手法，开始从人物形象的逼真性转向对生活真实的内心体验。在著名艺评人王林看来：“罗中立的画风经过了全方位改变，从现实主义转向超验与魔幻，其形如木雕线刻般厚实饱满，充满山地文化的原始冲动与神秘气息。”

而对于一直以来都在追求“农民”这一题材，是否会让人觉得不顺应当下这个时代，罗中立倒并不担心。他坦言：“很多人都有这么个误区，但其实乡土和当代是不矛盾的。我在作品中虽然呈现的是乡村的内容，运用的却是当代的绘画语言。”

1984年，作为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罗中立前往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研修三年，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究竟该怎样去创作，究竟该画什么样的画？”回国之后，他意识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但又不能太過于墨守成规，要在立足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将过去的历史用现代的方式重新演绎，表现出来。这是我的理解，也是后来一直都在努力的方向。”罗中立这样说道，“我想要表达的已经不仅仅是画面上所呈现的农村生活，而是完全回到了绘画本身。”正如画家陈丹青曾说过的那样：“我画的主题一直在变，但是叙述方式不变；罗中立跟我刚好相反，他是主题不变，但是语言和表现方式一直在变。”

重读美术史 延续创作内在逻辑

2008年，罗中立开始了新的系列创作——《重读美术史》。“我想把这个‘美术史分成两条路来走：一路是西洋美术史，一路是中国美术史。每一路里我又可以分出若干的系列，比如西洋美术史我可以分为静物、风景、人物、事件、肖像等不同系列，从西洋早期油画往后不断地画，这样就可以无限延伸下去；中国美术史也有山水、花鸟、人物等这样一些系列延伸下来，可以一直画到我们自己。”罗中立介绍道，而这也将成为他之后创作的主要内容。谈到创作这个系列的初衷，他谈到：“最初我们受西方的启蒙和学习，然后模仿，当你完成这一阶段之后，具备了这个基本的能力之后就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文化里，去寻找一个符合现今中国当代性的绘画面貌。”

2016年9月，罗中立在深圳举办了个展“状态·巴山变奏曲”，呈现了自己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不同系列的作品。王林在现场看到这些作品，当时就曾评论道：“其作品趋向变形、夸张，常常在最日常、最平凡、最不值得描绘的生活场景中，以敦实粗矮的人体、参差错杂的笔触和俗得不能再俗的色彩——桃红、粉绿、紫蓝等等，来表现原初的生命力，生活的悖理与传统的荒诞、身体的强悍与存在的别扭，构成了一幅幅山野味极浓而又十分古怪的民俗画。看他的作品，显然会体会到更丰富更复杂的生存之感和地方文化属性，令人过目不忘。”

在本次采访现场，我们也询问了王林对于罗中立艺术创作的看法，他坦言：“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会经历不同的创作阶段。从早期的《父亲》，到强化线性表现的《故乡组画》，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雷雨》系列等，凭借质朴有力的线条、参差错杂的笔触、斑驳厚重的肌理、艳丽而充满民俗味道的色彩，赋予了作品那种古拙的原始性和原生性；最后到近期他开始创作的《重读美术史》系列，你会发现罗中立有自己的创作逻辑，而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今，从川美卸任后的罗中立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和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而对于“乡土”的这份情怀也早已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回到大巴山，去看看那里的村民，与他们聊聊各自的生活和感触。在那里他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变迁，那些留存在记忆中的梯田，粮仓，乡间小路如此真实，让他倍感亲切；在那里他能够探寻到这片赐予了他灵感的土地是如何见证了他一路以来的艺术历程。他仿佛看到了五十年前那个晴朗的夜晚，初来乍到的自己在面对陌生环境时的兴奋和好奇，在那里，他能与年少的自己对话，感受时光带来的历练，寻找到内心久违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