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中奋进——走近中共六大

文/曹海霞

低潮中奋进
——走近中共六大

文/曹海霞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异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偌大的中国，为何在当时竟然找不到一个妥当的开会场所？六大代表不远万里赴莫斯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这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的重要会议，对中国革命和历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回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把六大置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之中进行解读。

一、中共六大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原因很复杂，归根结底还是和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血雨腥风，革命低潮中的时局选择。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因国民党反动势力公开背叛革命而宣告失败。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也向共产党人举起了血腥的屠刀。随后，国民党右派积极跟随，相继以残忍手段进行“清党”。1927年春夏的中国，血流成河、乌云压境，恐怖和血腥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国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如何为处于组织涣散、思想混乱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出路，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中共六大的召开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处境艰险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场所开会。当时，中共领导对于开会的地点做了多次协商，有的主张在上海，有的主张在广州，还有的建议在香港和澳门举行，这些主张都因为安全问题未被采纳，共产党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其他更为安全的地方。时间到了1928年3月，正当中共领导还在为选择六大召开之地反复谋划之时，得知共产国际同年7月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六大”、少共国际“五大”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共领导考虑到届时要派代表参加，也考虑到处于年幼的中共面对当时中国复杂的局势，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在苏联召开六大就可以面对面地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于是决定把六大召开的地点选择在红色革命的中心——莫斯科，并迅速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二）鼎力支持，危难时刻共产国际给予援助。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斯大林基本同意中共的意见，为了保证六大能顺利召开，共产国际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和组织工作。首先，是经费的多方筹措。当时，中共的经费非常困难，很难负担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费用，而且因为要远赴莫斯科，代表们的花费更大。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8年为中共准备了20万卢布拨款，6月14日六大召开前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应急，从而保证了大会的经费问题。其次，是积极筹备和严密组织。鉴于中共党内有关领导在六大召开前才能赶到莫斯科，并且人员众多，时间紧，任务重，做好接待和保护代表的工作就非常繁重，只有依靠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派人给予帮助，这样才能保证六大如期召开。为此，斯大林安排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米夫作为负责人，统一安排中共六大的筹备、组织和领导工作。米夫为六大的筹备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会址的选择与布置、时间的确定、工作人员的选拔、接待和保卫工作等，这就为六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可见，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是六大得以在莫斯科召开的重要条件。

二、凶险异常的“红色丝绸之路”

1928年五六月间，全国各地共产生142名代表，他们承载着中共的希望，要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六大的代表都是中共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同样也是国民党重点通缉的对象。因此，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达莫斯科就成为中共六大召开的前提之一。为此，中共领导对去莫斯科的路线进行了谨慎的部署安排。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一路从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另一路从上海乘船先去大连，在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到哈尔滨后，从满洲里、绥芬河交通站出境，乘坐火车再到莫斯科。当时，因为苏联商船数量少，多数代表都是从陆路交通线到达莫斯科的。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莫斯科，这条路上交通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为“红色丝绸之路”。

为安全起见，每个代表在出发前都要乔装打扮一番，以防被特务盯上。出发前，每个代表都要领取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的凭证，并被要求路上不能多说话。代表们到满洲里下车后，要在车站附近找俄国人赶的67号、69号马车，不用问价钱，也不必问去向，只要交出火柴棍，同志们上车后就走。然后换乘火车，再坐上七天火车，才能到莫斯科。

尽管中共中央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但仍然危险重重。周恩来夫妇的经历最具有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次经历进行了详细回忆。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安全起见，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上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在船上，他们很少走动，更不和其他乘客交谈，但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周恩来夫妇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一行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大连码头正要下船，被警察拦住了，将他们带到水上警察厅。警察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回答，“做古玩生意。”警察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的报纸?”“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周恩来淡定回答。狡猾的特务拿出照片对比了半天，突然说，“你是周恩来！”机警的周恩来并没有慌张，沉着地说，“你认错人了，我姓王。”特务们继续盘问职业、学历、工作等情况，周恩来都一一做了回答。警察盘问半天，也抓不到把柄，只好把周恩来放了。为了不留破绽，周恩来把苏联接头的证据也毁掉了。周恩来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足以见证奔赴六大之路的凶险。

从绥芬河出境的瞿秋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面对特务的跟踪监视，凭借多年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最终摆脱敌人的跟踪，脱离险境。

三、六大带领中共踏上新征程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召开。此次会议秘密而隆重，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中共六大是在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内认识出现重大理论分歧的迷茫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历史会议。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党内“左”倾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总结和指导，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统一了全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大会指出，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种认为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主张是不正确的。第二，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形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否认了李立三等人认为中国革命仍处于高潮的认识。第三，制定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第四，制定复兴中国革命的具体路线。针对敌强我弱的社会现实，我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积蓄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群众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五，选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下，中国革命的骨干损失较大，为了重新组建党的队伍，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就成了当务之急。六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健全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但是不能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六大的决议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忽视了积蓄革命力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依然强调“城市中心论”；在组织上实行“唯成分论”，增加中共领导层的工人阶级成分，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而实践证明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央领导人。但是，这些缺陷和不足不能掩盖六大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更不能否定六大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革命形势与任务、革命的对象与前途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和总结，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中共六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供党组织学习，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后来又指出，六大使得“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中共六大的决议很快被一一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六大之后，党的组织开始恢复，党员规模迅速发展。六大前，党员共有1万人，六大后的第二年（1929年），党员发展到9万人，1930年，则发展到12万人，党员数量大为增长。各级党组织也在恢复之中，六大以后的一两年间，17个省委恢复了工作。农村根据地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开始创建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星火燎原的形势。

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转折点，再现了中国革命英勇顽强、继续奋斗的精神而永载史册。中共七大召开于1945年，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相隔了17年。这长达17年的时间就是中共六大思想指引的17年，也是六大决议影响的17年。2016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时致贺辞，这样评价了六大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责编/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