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

王学荣

“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

王学荣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西周末年的周太史史伯（另作“史墨”）最早对“和”“同”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主张，标志着“尚和去同”思想的滥觞。春秋末年齐国政治家晏婴对“和”“同”关系作了进一步阐发。在史伯和晏婴思想的基础之上，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又进一步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尚和”的思想传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长与繁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反过来讲，协商民主在中国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亦在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优秀品格。

“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传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根基

众所周知，鲜花不能够生长在岩石上，而是需要一定的土壤的滋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同样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素有“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本文聚焦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这一话题，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尚和去同”与“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

一、“尚和去同”的思想传统

（一）“尚和去同”思想之滥觞

尽管“和”与“同”这两个汉字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很早，有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考证，“和”与“同”这两个汉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文化典籍中也很早就有记载了。例如，《周易》《尚书》《周礼》等古籍中均有关于“和”“同”的相关记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和”“同”二字一开始还并没有构成一个整词，无论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是在《尚书》《周易》《周礼》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和”“同”二字均是分别使用的，二者并未连在一起使用。

时至今日，“和”字一般只有这一种写法了。可是，早在先秦时期，“和”字却有着三种不同的写法的，它既可以写为“和”，亦可以写为“盉”，还可以写为“龢”，而且在当时这三种写法是可以通用的。《说文解字》对“和”字的这三种写法均作了精辟而独到的解释，《说文解字》中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盉，调味也。从皿，禾声。”“龢，调也。”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有一部著作是专门为《说文解字》作注解的，叫《说文解字注》。他在《说文解字注》中讲，“和”这个汉字“相应也。从口。禾声。古唱和字不读去声。户戈切。十七部”。可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关于“和”字的阐释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和”字，还是“盉”字，抑或是“龢”字，不管哪一种写法，都内在地蕴含了“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这一基本含义。

从西周末年开始，一些思想家开始对“和”与“同”的关系进行初步地探讨。最早探讨“和”“同”关系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周太史史伯（也有些版本写作“史墨”）。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这样说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1］（P515）史伯的这一番话经常被引用，笔者亦将此视为“尚和去同”思想的滥觞。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大致领略史伯的思想。在史伯看来，所谓“和”，就是把许多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使它们之间达到某种协调与平衡的状态，“和”是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的原则，“和”能够使物质丰盛而茁壮成长起来。反之，如果只有“同”，事物将难以为继，“以同稗同”甚至将会导致“尽乃弃矣”。尽管史伯对“和”“同”关系的探讨还停留在直观性的层面上，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只是初步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为后来思想家进一步研究“和”“同”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二）春秋末年晏婴对“和”“同”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晏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晏子使楚”的故事，让世人领略了晏婴过人的政治智慧。实际上，历史上的晏婴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同时也是出色的思想家。晏婴在西周末年史伯关于“和”“同”关系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所谓“和同之辩”的典故。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曾以“君臣关系”为例来说明“和”“同”之间的显著差异。在文中，晏子批评梁丘据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P14）晏婴认为，所谓“同”就是跟在君王后面亦步亦趋，一味地附和或者迎合君王的观点，例如，梁丘据就是典型的“同”的表现；相反，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才是要主张与倡导的“和”。晏婴认为，“和”与“同”是两种泾渭分明的处事原则和处事态度，我们应当提倡“和”的原则，而所谓“同”的态度在晏婴看来则是不足取的，因而也是应当摒弃的，正如晏子所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从晏婴的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晏子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和”乃是多种不同的因素（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因素）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在西周末年史伯“和”“同”关系的基础上显然更进了一步。

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

（一）“和而不同”思想的形成：孔子关于“和而不同”的经典性论述

史伯和晏婴关于“尚和去同”的论述为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孔子充分继承发展了史伯和晏婴的思想，并在其基础之上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主张。孔子在《论语》第三篇（即“八佾篇”）中这样说道：“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3］（P32）在这里，孔子认为，只有不同的乐器之间和谐配合，才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才能给人以美的熏陶。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还将“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视为“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分界线”，正如孔子在《论语》第十三篇（即“子路篇”）中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P141）这显然在史伯和晏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和”与“同”的重要分野在于：“和”是多种因素的共存与互补，是有差别的相互协调，而“同”则是不包含任何差别的绝对等同；“和”是包含着矛盾的统一，“同”则是毫无差异的一味苟同。就此而论，“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和”乃是辩证的方法论。［4］

（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诠释

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和而不同”思想进行过现代诠释，例如，袁济喜教授在其专著《和——审美理想之维》中认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以和为美'，诞生于这种特定的农耕文化土壤与人际关系之中，从而造成了审美范畴‘和'的直观与感性色彩浓烈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以和为美'更近于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5］（P7）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美”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一种“形式与美观上的判断”，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认同与判断”，袁济喜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

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亦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例如，冯先生在著名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6］（P253）虽寥寥数语，但冯先生的这番话却深刻地阐释了“和而不同”的哲学道理。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冯先生还巧妙地运用打比方的方式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冯友兰先生说：“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6］（P253）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冯友兰先生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这一重要的哲学思想。然后，冯友兰先生得出结论说：“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而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6］（P253）通过这一系列深入浅出的论述，冯友兰先生对“和”“同”的关系作了系统性的概括和总结，尤其对“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了精辟的解析。冯友兰先生认为，“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二者对待“异”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同”不能够容“异”，而“和”却非但能够容“异”，而且还必须有“异”。可见，“同”与“和”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代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和”则代表的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此外，江泽民也曾阐述过“和而不同”这一优秀思想。江泽民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7］（P522）从这里不难看出，既不讲求“千篇一律”，同时也不“相互冲突”，乃是“和而不同”理念的基本要义。既“相辅相成”，又“共生共长”，才符合“和而不同”的真正意蕴。应该说，江泽民对“和而不同”的这一阐释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辩证的。不仅如此，江泽民还进一步将“和而不同”视为“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P522）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现代诠释，非常难能可贵。

三、“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虽历时久远，却历久弥新。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实践当中，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譬如说，“求同存异”原则的提出和运用便是中国儒家“和而不同”思想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求同”者，乃寻求“共同点”也。“共同点”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例如，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等等），这是不同力量共同合作的重要基础。而“存异”则是敢于承认差异、包容差异、尊重差异，勇于提出不同意见、不同主张。所以，综合起来看，“求同存异”既能够建立起多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又保证了不同方面的多元利益和多元要求，进而在不同力量之间达成和谐共处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求同存异”正是体现了“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传统，是中国儒家“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尚和去同”“和而不同”既是一种睿智的哲学观，同时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论，它既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和文化积淀，同时也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

早在1945年，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进行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黄炎培先生这样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8］（P148）黄炎培先生接着还说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8］（P149）黄炎培先生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8］（P149）对此，毛泽东认为，黄先生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是有办法跳出的，“民主”就是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新路”。于是，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8］（P149）毛泽东接着回答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P149）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的著名“延安窑洞对”（学界亦有学者将其称为“黄毛对”）。［9］

70多年过去了，“民主”这一主题仍然在继续。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观点。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例如，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0］十八大报告还提出“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1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继承并发展了党的十八大这些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还提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1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大地上欣欣向荣是有着深厚基础的，这与中国历史上“贵和”的思想传统有着内在关联。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所谈道的那样，“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12］（P167）应该说，罗素的这一观点是深刻而又不失公允的，因为“贵和”确确实实是中国思想传统的一大特质。“和”的思想在中国文化长河中可谓“源远流长”，自先秦一直绵亘至今，依旧生机盎然。在现时代，“贵和”的思想仍然熠熠生辉，它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意义就是深入而持久的。

一方面，“尚和去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是在中华民族厚实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创生及蓬勃发展，也恰恰反映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也曾精辟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13］可谓一语中的！

四、三点余论

其一，不仅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非常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也同样是重视的，且不说“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有些版本译为“于尔根·哈贝马斯”）对“商谈政治”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甚至将一个政党是否“民主地”执行其职能作为判断该政党进步与否的“最好的标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这样写道：“衡量任何一个党的最好的标准是它活动的性质：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在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如果党是退步的，它就会‘官僚主义地'（在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意义上）执行这个职能。”［14］（P129）“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①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凤才先生“从与批判理论关系角度”将弗洛姆列为“社会研究所早期外围人员”。王凤才教授指出：“从与批判理论关系角度看，我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视为社会研究所早期核心成员，而将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默等人视为社会研究所早期外围人员。”（参见王凤才：《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上）——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第94页。）但是，弗洛姆（另译：弗罗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的“译者序言”所写的那样：（法兰克福学派——笔者注）“主要代表除霍克海默尔外，还有T.阿多诺，H.马尔库塞，E.弗洛姆，L.勒文泰尔和波洛克等人，他们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参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H.马尔库塞等著，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译者序言第ⅱ-ⅲ页。），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也有些地方译成“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一书中甚至还将“政治上的参与民主”视为“摆脱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重要途径。埃里希·弗罗姆（弗洛姆）这样写道：“为了建立起一个重生存的社会，所以社会成员都必须积极履行其经济和政治职能。这就是说，只有通过全面地实现工业生产和政治上的参与民主，我们才能摆脱重占有的生存方式。”［15］（P190）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民主”均是一项意味深长的重要“主题”。

其二，要处理好“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基层民主”与“党内民主”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党内民主往往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只有基层民主搞好了，党内民主才能够真正得到发扬，民主的实践才能够“落地”。因为“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6］

其三，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意识到，有关“民主”的探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的复杂性自不待言，因为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讨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谈何容易。笔者的上述探讨还只是初步的，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根基问题尚有待学界同仁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1］国语（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王学荣.“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哲学意蕴［J］.党政论坛，2012，（02）.

［5］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9］王传利.“延安窑洞对”论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01）.

［1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03）.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13-11-16（02）.

［12］【英】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02）.

［1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5］【美】埃里希·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1997，（18）.

［责任编校：张立新］

The Thought Tradition of“Harmony in Diversity”&“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NG Xue-rong
（School of Marx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The historiographer Shi-Bo attheend ofWestZhou Dynasty firstl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He”and“Tong”.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harmonygeneratesvitality，the same is not following”，which made the sprout of thought for“Harmony in Diversity”.The politician Yan-Ying of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made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He”and“Tong”.The founder of Confucianism Kong-Zi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thoughts of“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on the basis of thoughts of Shi-Bo and Yan-Ying.The thought tradition of“Shang He”has laid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growth and flourish of the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Conversely，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is booming and showing a thriving trend，which also in one aspect reflects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 of Chinese culture fully：inclusive andequitable.

harmony in diversity；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thought tradition；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cultural foundation

王学荣（1984—），男，汉族，湖南炎陵县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

D62

A

1671-198X（2016）10-0013-05

2016-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