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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培养分析

时间:2024-04-25

赵海峰+冷年友

摘 要: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教育研究的新视界,它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视角和复杂对象的理论分析方法,撼动了教育研究之还原论基石,使其直面教育实践。[1]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对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培养过程中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在协同培养中的定位以及行动策略进行分析,进一步完善协同培养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培养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3-74-3

0 引言

美国师范院校联合会主席、教师教育伙伴合作倡导者古德莱德指出:“任何一种不是通过与周边学校协作而建立或实施的教师教育课程都是有缺陷的。”[2]正因如此,各国都在不断的尝试探索有关教师培养的新模式。我国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就是培养教师的一种重要途径。全日制教育硕士因其不同的学科背景,教学经验的缺乏、实践机会的不足,致使其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因而,亟需加强与周边中小学的协作。而如何加强高校与中小学之间合作的稳定性,从而长期的协同培养全日制教育硕士,则成了各培养单位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对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培养过程中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在协同培养中的定位以及行动策略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的完善协同培养模式。

1 分析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

1.1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构建

1986年,法国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龙(M.Callon)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新概念:“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转译”(translation);同年,劳(J.Law)在沿袭卡龙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异质型网络理论”。之后,法国社会建构论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吸收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术流派精华的基础上,将人类学、社会学、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其研究中,通过研究实验室、追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网络”这一隐喻,在卡龙和劳提出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1.2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称异质建构,是由所有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网络。它所探究的是所有的 东西——自然、社会、技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综合——这些东西是如何以网络的形式聚集到一起,如何相互联结并强化力量,以及如何保持、减弱并发生变异的。[3]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有行动者(actor)、转译(mediator)、网络(network)等。

拉图尔使用的“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指称人(actors),也可指称非人的存在和力量(actants),即凡是参与到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是行动者。行动者存在于实践和关系之中,其最基本的特性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它表示异质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是不同的。[4]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问题。它的本质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借助于一个产生作用的重要节点,一个行动者能够让周围各行动者依赖它形成一个网络,使各行动者相互产生作用。在转译的作用下,各行动者之间才能相互的联系起来,才能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进而开始交往、流动、变化,最终连接成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上的“网络”。[5]“网络这个词暗示了资源集中于某些地方——节点,它们彼此联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使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并扩展到所有角落”。[6]正是因为这个节点,行动者们可以在转译的作用下,聚集并联结在一起,形成网络。其形成则需要经历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介入(interessement)、招募(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和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等阶段。之后,那些被容纳进来的集合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网络关系。在这种网络关系中,通过转译过程进入的各个行动者,在发挥自己原有特长维持网络稳定性的基础上,也不断地从其他网络中拉拢同盟者进来,随着同盟者数量的增多,整个网络的力量也就会变的强大。

总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强调的是异质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他们出于不同的利益目标或兴趣,在转译的作用下,通过寻找可接受的“必经之点”,形成一个网络,最终实现各自的兴趣和目标。

2 协同培养的行动者网络研究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可知,如何确定协同培养的行动者主体,如何通过转译形成协同培养网络,是全日制教育硕士协同培养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中全日制教育硕士的培养模式多以大学和中小学(U-S)协同培养为主,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该协同培养模式的主要行动者,可以简单的分为两大类: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通常情况下,管理者、教师、学生等个人,或者高校、中小学、政府部门等组织或机构,是人类行动者。知识、能力、政策、法律法规等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资金、联合培养基地、实习(实践)基地等物质范畴要素,是非人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出于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核心行动者主导,寻求那个能够发生重要作用的点,而后使其周围的要素依赖自己形成一个网络。而网络中能够发生重要作用的那个点,就是转译。在转译的作用下,有着不同兴趣、不同目标的行动者能够处于同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行动者们将自己的作用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在所形成的这个协同网络中,高校和中小学是行动者的主体,协同培养的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最终是由高校和中小学承担,但是两者在利益需求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如高校希望中小学更好的指导实习学生的教学技能和实践课,而中小学因为各种原因不一定全部满足高校的这种需求;中小学希望高校培养出的教育硕士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高校因为缺乏实践课的教师,也无法满足中小学的诉求。因此,如何通过“转译”把双方吸引到同一个网络里,使其发挥各自的优势,是该网络得以维持的关键。知识和学生是协同培养行动者网络的载体。高校拥有大量的人才(教育硕士),中小学的优势在于有充足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教学实习平台,以及对教学人才的需求。如何使这两种资源优势顺利对接,是实现该协同培养网络良性运行的关键。学生、教师、管理者则是协同培养行动者网络的承担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校友会、行业协会等作为第三方或是“中介力量”,在协同培养的行动者网络中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的加入不仅有利于该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有利于提高网络联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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