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对农耕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探

摘 要：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血缘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都十分复杂漫长，其对于家族、家庭以及个人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南方农村自古就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因为它不仅仅左右着宗族与家族的规模，更深层面它影响着地方的生产模式和经济效率。本文立足小说《金翼》，以血缘关系与农耕经济为主要分析点，详细论述血缘关系作用于农耕经济的优势与劣势，初步揭示前者对于后者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血缘关系；农耕经济；影响

1 农耕经济的特点

农耕经济是伴随着农业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史。我国地域辽阔，农耕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古代，以中原地区（长江、黄河中下游流域）发展最好。可以总结出农耕经济的三个特点：自给自足，对外界依赖性小；和传统礼教、封建文化关系密切；地缘色彩与血缘色彩浓郁。[1]

1.1 自给自足，对外界依赖性小。中国几千年农耕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模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除了像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需要购买以外，其他的很少与外界进行交换。农耕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稳定模式，弱化了农村居民同外界交流的需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输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这也是中国的农村发展了几千年，大部分地区依然贫穷落后的一个原因。农耕经济在家庭内部、家族与宗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系。通常情况下，家庭人口，尤其是男丁，被看做家庭兴旺发达的必要元素。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基础正在于此。

1.2 和传统礼教、封建文化关系密切。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列举了中国农村几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关系：①以血缘与地缘相融合为特征的乡土关系；②以人伦等级为特征的差序格局；③以克己复礼为特征的礼治秩序；④以教化权力为特征的长老统治；⑤以家天下政统为特征的双轨政治。[2]不难发现中国农村的格局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并将其视为地区发展的基本规则，所有的行为必须在“家规”和“族规”的框架内。传统礼教是根植于农村“家规”“族规”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规范言行的礼仪模范和道德准绳。“耕读传家”这四个字是很多家族、宗族的座右铭，“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清·朱用纯《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对传统礼教膜拜的具体体现，也是人们既想做普通农民，又想做风雅文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和实现之后低调的炫耀。

1.3 地缘色彩与血缘色彩浓郁。“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农耕经济的发展带着浓郁的地缘色彩，农村地区的居民对于搬迁祖业是难以接受的，通常被认为是不吉利或者家业破败的象征。古代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都愿意固守自己从出生到长成一直居住的地方，甚至反感生活上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农耕经济也是地缘经济，地区经济繁荣程度反映的是当地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血缘关系是农村地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族、家族与家族之间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农耕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在一般意义上，两个个体血缘关系越近，信用评级越高，实现经济合作的可行性越大，形成经济关系的效率越高，利益交往的经济总值越大，合作双方越容易找到共同利益点，形成利益集团。

2 血缘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依赖于两个外部力量

血缘关系的亲疏可分为多个等级，划分的标准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共有遗传信息的多少。共有的遗传信息越多，血缘关系越亲，反之越疏。例如：自己与父母、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关系最亲；自己与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次之；自己与父母的堂兄妹、表兄妹关系又次之。[3]一言以蔽之，就是分享遗传信息的多寡，决定生理学上血缘关系的亲疏。此外，血缘关系的影响因素不单单只是遗传信息，还有两股外部力量的参与：道德约束和情感价值。

2.1 道德约束

道德的约束力对于血缘关系的产生、维系和修复都具有深刻的作用。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商业合作，具有血缘关系的经济个体的合作其约束性更为简化，约束手段倾向于道德，法律的约束则居于第二位。基于“血缘关系”的特点，道德约束的力量在血缘经济中显得尤为突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现象：道德的形成和约束的产生。

血缘关系中的道德形成也可以表述为家族式道德的形成。它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所具有的伦理道德；二是人类后天经过社会约束所逐渐形成的不同血缘关系的家庭礼教。生理学意义上人的伦理道德主要是关于血缘关系之间性关系的禁忌，与这里所要讨论的血缘关系并不具有价值。因此，主要还是分析人类后天经过社会约束形成的家庭礼教。在家庭礼教这个概念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习惯，经过若干年的演进，它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行为标准。在儒家的道德约束中，约束男性的如“三纲五常”，约束女性的如“三从四德”，都是传统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儒家十二字思想精髓“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全面的表述的家庭礼教的道德标准，这十二个字被用来作为衡量一个人德行的重要指标，是评价一个人的最直接的依据。[4]在这样道德约束环境中，家庭礼教对于人的约束具有很大的力量。人们的行为，都必须在道德评价标准的框架之类，是道德践行者和评判者的综合。道德的约束力因此而产生。基于家庭礼教的道德评价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推举出来德高望重的尊长，这就形成了完备的约束体系。家庭礼教的道德评价标准是普遍认可的规章制度，被推荐出来的人，则是公认的规则的监督者。道德约束不光是在约束经济行为，更多是在约束人心。

2.2 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也可以说是情感投资。区别于普通的经济投资，情感投资的内涵更为丰富，量化的难度也更大。它可以是资金、物资、土地等实物的投资，也可以是技术、管理、社会关系等人力资源投资，还可以是纯粹的情感上的认同、鼓励、支持等精神层面投资。总之，情感投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通过日常交往产生的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的不稳定投资。

情感价值决定着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获益以及破裂。在血缘关系中，感性与理性的地位并不对等，感性经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往往更愿意以感情亲疏为出发点，选择是否建立经济合作以及建立怎样的合作。情感价值的客观存在并不表明它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还必须经历关键的一步——合作。合作就意味着情感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情感价值实现的关键点。只有认同，才有合作的可能，只有合作，情感价值才能体现为经济价值。但是认同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必需基于血缘关系的客观事实和道德约束框架下的理性判断。

3 小说《金翼》中血缘关系作用于农耕经济的具体体现

3.1 郎舅之间的经济合作。“张芬洲走过来，东林连忙起立，两个人互致问候，谈了谈生意之后，东林把姐夫请到了家里，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天一夜，商量开一爿店铺以便赚点钱。”[5]从这句话中，可以读出三个信息，第一是具有郎舅关系的两个人关系很好，他们具备充分的情感价值；第二是两人很自然的谈生意，两人因为亲缘关系，经济合作的信用评级已经完成；第三是他们商量要开店铺共同赚钱，初步形成利益共同体。

3.2 合作出现裂痕。“随着时光的流逝，湖口店铺的合伙人、芬洲和东林两个合伙人攒了不少钱。”[5]当兄弟俩因为合伙开店铺赚了不少钱之后，希望改善生活水平，谋划着新盖一处房子。姐夫芬洲下手快，寻到了一处在风水上被称为“龙吐珠”的宝地，“他立刻瞒着东林从他家所在的陈洋村换来劳力，命令他们从龙嘴正前方盖屋。”“当东林赶到现场，就立即意识到这样规划便没有余地另盖一所房子了。他失望极了……”[5]矛盾出现了。一个“瞒”字，表露了血缘关系作用于经济关系的一个隐患：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合伙人存在着各自的私利。

3.3 经济合作的瓦解。由于芬洲的行为违背了道德约束框架下的行为规范，导致东林会重新评估自己与姐夫的合作关系，芬洲的信用额度开始下滑，情感价值开始贬值。芬洲逐渐淡出原来合伙经营的店铺，虽然仍然保留股份，但是却很少参与经营了，东林已经取得了店铺的主要经营权。另一个隐患出现了：对血缘关系的依赖造成责任感下滑。东林与芬洲的经济合作宣告结束。

4结语

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东林与芬洲，优劣立辨。东林比芬洲更加遵从道德约束的力量：待人以礼，宽忍以恕，经营以信，谋略以智，开拓以勇，尊兄以让。这些都让他免除道德评价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又使自己处于家族中道德典范的位置，这对他的生意、生活甚至生命都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反观芬洲，与人谋而图私利，干大事而恋小家，惧担当而少勇气，处纷乱而多优柔，多烦恼而慕虚荣。个人能力和道德品质上的双重缺陷导致了他的失败。

综上分析，血缘关系对农耕经济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有负面的作用。在道德约束和情感价值的双重作用力下，血缘关系的存在能够促成经济合作，提高利益集团形成的效率，减少信用评级和培养默契浪费的时间；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经济关系存在发展瓶颈和信用危机。在已经形成的合伙关系中，难掩的是人的私欲和贪婪，在“防人一手”和“完全信任”之间不容易找到平衡点，往往是非左即右，使得合作关系动荡不定。

参考文献：

[1]周运清.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J].社会科学研究，1999（5）：85-9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3]李汉宗.血缘间距、同位关系和等距关系——解读中国社会血缘关系变迁的三个概念[J].天府新论，2013.

[4]孙长虹.当前我国社会中道德的血缘特质[J].青海社会科学，2011（5）：34-39

[5]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作者简介：

罗正茂（1987—），湖北利川人，湖北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