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财与兵》：钱袋子与枪杆子

文/郑士波

前不久，学者刘刚、李冬君的《中国近代的财与兵》面世。

本书从兵权、财权角度看近代史。作者认为，自宋、明、清至于民国，纷繁百态无外乎地方兵权、财权与国家兵权、财权的博弈，而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虽一脉相承，却各有千秋。后来者袁世凯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也是以兵权、财权相搏。

文化视野下的财与兵

作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的财与兵问题纳入到文化视野，用思想史的眼光去打量，从而提供一种全新而独特的视角。本书开宗明义，在“题记”中解题道：“中国传统政治，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被归为财政问题。中国传统权力，一切行政权力，究其来源，皆出于兵权，因此，中国传统所谓‘政权’，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而之所以选择以中国近代史为典型案例的缘由，自然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即“近代化的中国政权，丢了天朝上国的行头，没了道德文章的嘴脸，终于露出权力本质的两颗门牙：财权与兵权。”它的运行方式昭然若揭：“以财养兵，以兵劫财，成了政权运营的底线。”

诚然，一个政权想要稳定，统治阶级必然要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即兵权)，拥有了枪杆子就可以获得天下的财富，让钱袋子(即财权)鼓起来，而要养兵要打仗，就需要大量的军饷，不能不考虑财政的问题。这两者紧密相关，处理不好，就容易失去政权。

兵与财的问题，始终贯穿在本书的始终，在很多章节都有专门的论述。譬如湘军与太平军苦战，饷事令曾国藩很不安，曾国藩对清廷一不要兵，二不要钱。他兵靠自己招募，钱靠自己筹款。湘军未被体制化，须在经制以外想办法。“‘经制’是一国财政收支范围和额度的定制”，“经制，由户部掌管，也就管个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面，显示着中央集权。”到了晚清，“中国遭遇大变局，扩张了经制外的财政空间，如厘金、鸦片税、洋关税以及赔款、外债等”，这些预留的财政空间，“成了接生亚财政的产床和亚政权成长的摇篮，湘淮军系就在这样的空间里诞生。”而曾国藩自筹军费来源，“一靠厘金，二靠募捐”。“朝廷没想到，经制以外，会有那么大的财政空间，商业税里竟然蕴藏了如此充足的财源，湘军和太平军翻来覆去的拉锯战，就靠了厘金的支撑。”对于曾国藩办团练，在体制外练成的新军，统治者一直小心防范，曾国藩只能自裁湘军，让朝廷心安。“从国防上来讲，即使要裁军，也应该裁老绿营兵，而不是新兴的湘军，但王朝安全与国家安全并不完全一致，有时会背道而驰……朝廷非要裁湘军，看来还是内忧重于外患，它害怕湘军，或许更甚于恐惧列强。”类似这种经典的案例分析和点评，书中俯拾皆是。

货币经济是险滩

作者在开篇，采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观点，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延伸到宋代。而中国的“近代性”产生于本土，并非纯然舶来。其“思想的内因，源于传统书院；行动的内因，出自民间海权。”宋高宗避难温州，在江心屿上往海潮，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他“一逃回临安，便号召对外开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国策，更以拓海为战略。从那时起，宋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南渡之后，南宋王朝“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已全面超越北宋了。”原因显然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国土上的损失，以贸易顺差弥补了，市场大于国土呀！”

宋钱虽然改变世界，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市场经济的样式，但仍然闹钱荒，无法发展出本币制来。实际上，“王权早已包揽了本币的功能，要王权于自身之外，再去建立本币”，必会造成“币权代替王权，市场超越官场”的局面，因为“本币立，王权就得退出流通领域”，这是历代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在货币经济这块险滩上，“闯过去了，便是近代化，闯不过去，就要翻船。”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中国的王权主义，虽然走了一条货币经济的不归路，但走到本币制，都戛然而止。“南宋和晚明，离近代化还很远，南宋钱荒，晚明银荒，都是王权在货币经济的险滩上翻了船。”王权总是这样以末币来驱逐本币。

能把经济这么枯燥的东西说得如此明晓易懂，通俗耐读，着实不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刚早年有下海经商的经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对经济有着一般历史学者所不具备的亲身实践和深刻了解，因此在对中国近代财与兵的解读中，融入中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元素，使得他们的研究工作更加丰润和饱满。

中国近代商人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商人要想在专制体制下做大做强，必要寻求与官方合作，成为官商合体。中国官商，如果追根溯源，从《周礼》中可以看到“工商食官”，基本给中国商人定性了。在权力支配下，中国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一定要与权力结合，不然的话，所有的货币都不安全。

晚清有两个重要的官商，一个是跟湘系左宗棠关系密切的胡雪岩，一个是跟淮系李鸿章密切的盛宣怀。他们都是走官商之路，但结局却是天壤之别。胡雪岩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筹措军饷，借英国人的钱来打俄国人，以夷制夷，取得胜利，但却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逼破产，晚景凄凉。而盛宣怀作为官办商人，在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却可安然逃过此劫，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被孙中山招募，帮着政府搞贷款，孙还表态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从公司的股权结构看，胡雪岩公司的股权结构是民营的，不管他怎么跟官府合作，他都是一个民营企业家。而一旦出了问题，所有当官的都会把他抛弃。而盛宣怀的企业产权结构比较复杂，作者名其为“首长所有制”。这种新型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首长”，“首先得是朝廷任命的督抚之类的地方长官，但这还不够，首长还得自练新军，自办工厂，还得兼军队统帅和企业老板于一身。总之，首长以军队为核心，以兵工厂为半径，来画国防的圆；以国防为纽带，来带动国民经济，使军权与产权合一，政治和经济一体。”这种复合体，“类似亚政权的利益集团，体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合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助官办，产权形式多样化”。这样的利益捆绑，甚至和国民经济、国家利益都绑在一起，想倒下也难。

本书中作者特别拿出一章“官商的后路”，以19世纪前半期中国首富伍秉鉴为例，来探讨19世纪中国商人的国际化生存。作为“十三行”的首席，伍秉鉴被林则徐打压，他被迫出资造船、制炮，还捐了一艘军舰，林则徐还不放过他。不过，他给子孙留了后路，“伍氏晚年，通过旗昌洋行在美国投资，投资项目涉及铁路、矿山、证券，颇有收益”。对此，作者李冬君评论道：“作为那时中国的首富，他的结局是家产都移到海外去。最后的命运只能如此。”

通览全书，作者对魏源、林则徐和孙中山的解读，许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书看作是作者对中国近代性的通俗化解读，因为里面隐藏着一个有责任的历史写作者对于当下现实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