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报刊

文永 芳

毛泽东与报刊

文永 芳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一生中与报刊有着不解之缘，不但喜欢看报，而且热衷于办报、买报及为报刊撰稿、题写报名等，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时刻关注着报刊，并利用报刊了解天下大事，指导工作。

订报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全校只订了2份报纸，因为报少人多，毛泽东就自费订了1份。他的父亲知道后，说他“浪费”，但毛泽东仍从牙缝里挤钱订报。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于1912年在长沙参加新军，他将每月饷银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报纸。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多次派人到白区买报、订报甚至是“抢报”。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时，毛泽东都会布置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到国民党的机关或邮政局里搜罗一批报纸。1929年1月，毛泽东派宋裕和带一个连突袭瑞金城，红军战士不奔粮库和银行，而是直奔邮局，搜罗了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当时，许多红军干部及战士都知道毛泽东爱看报纸，搞到报纸总是先想到送给他看。1935年，红军长征开始以后，看报更不容易，每到一地，毛泽东都要贺子珍到外面找报纸。1948年，毛泽东一到西柏坡，就要求“凡是敌占区的报纸，不论是大报、小报都要，什么《世界日报》《益世报》《平民日报》《华北日报》《新民报》等等，能买多少买多少，送给党中央研究”。坚持研究与分析报纸尤其是反动派的报纸，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正是毛泽东能屡屡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

看报

毛泽东爱看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报迷”。毛泽东自述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曾非常认真地说道：“要是一天不看报是缺点，三天不看报就是错误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每天工作的内容中有一项是读报，雷打不动，不但天天看内地的报纸，而且看香港、台湾等地的华文报。后来他年事渐高，视力下降，他又不戴眼镜，看不清报上的小字，中央办公厅就为他及其他年龄大的中央首长印了一份大字体的《大参考》，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毛泽东依旧有着浓厚的读报兴趣。1957年3月，毛泽东对《文汇报》主编徐铸成说过：“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别的报纸是指《光明日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湖南日报》《天津日报》等。

撰稿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全国著名刊物《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创办《湘江评论》时，亲自撰写了创刊宣言，后来，他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政论、述评、杂文40余篇，首次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热情赞颂了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上海、北京、成都等一些报刊也相继全文转载或推荐此文。1919年11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就南阳街被逼婚的赵女士自杀事件，共发表9篇论文和杂感，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旧中国的万恶社会。同年12月1日，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1920年，张敬尧即将被赶出湖南之际，毛泽东离北京经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等文章。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文运街楚怡小学内，为长沙《大公报》撰文，并发起创建售卖新文化书刊的文化书社。1922年11月，由于不满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长沙铅印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减少工时、增加薪资。因涉及自身利益，长沙《大公报》总编之一的李抱一，以笔名“盾”撰文对罢工运动予以指责，毛泽东执笔以铅印活版工会的名义写作《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回击了李抱一的言论。在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总有重要文章见诸报端，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仅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及其评论文章，超过200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20篇。

办报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回到长沙，1919年7月创办《湘江评论》，他亲自任主编。《湘江评论》是一张小型周报，以述评为主，时事报道和评论相结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全国影响极大，读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吼”，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反动势力则攻击它为“异端学说”。尔后，毛泽东接编《新湖南》周刊，全面革新，提出4条宗旨：“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之后，他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还指导《湖南通俗报》的出版。

用报

报纸是毛泽东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他最先接触的报纸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等。1911年他就是在《湘江日报》上第一次读到“社会主义”这个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把报刊上的各种信息为己所用，并发挥到了极致。在反“围剿”的战斗胜利时，缴获来的大量《中央日报》成为毛泽东了解时局信息的来源，他参考报纸资料，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名文章。聂荣臻在《聂荣臻回忆录》回忆长征时的情况中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果然，毛泽东看报后，决定按报定向，率领红军向陕北进发，这就是有名的“长征落脚点选在陕北，毛泽东向国民党的报纸致谢”的故事。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情况，陕北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党中央开始考虑向华北作战略转移,选择适当地点做最后决战的指挥部。毛泽东从山西的《朝阳日报》上看过平山县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就选定了平山县的西柏坡。1947年7月初,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搬进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也移驻西柏坡。

题报名

毛泽东不仅是一代伟人，而且是位独具风格的书法家，他题写的报名笔迹遒劲，力透纸背，成为难得的书法宝典。他最早题写的党报报头是《陕西日报》的前身、1940年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该报1948年易名为《群众日报》时，其报头也是由毛泽东题写的。《解放日报》1941年于延安创刊，毛泽东在百忙中题写了报头，1949年，该报在上海再次出版起至今仍沿用这帧报头。毛泽东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先后两次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8年间先后题写的还有《内蒙古日报》《甘肃日报》和《山西日报》。《天津日报》题写于1949年1月，1964年重题。《新湖南报》报头题写于1949年4月，1960年重题，1964年该报易名为《湖南日报》时，也是由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时，毛泽东题写了该报副刊《团结》的刊名，到南京出版后共题写过3次。《长江日报》题写于1949年5月，《新疆日报》题于同年10月。《河北日报》《河北农民报》报头均题写于1964年。《光明日报》题写于1967年。《大众日报》报头始用于1968年。《贵州日报》的报头书法也是毛泽东的墨宝。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曾为40多种报纸题写过报名。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