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问”的现代解答及启示

文 张文敏

“朱元璋之问”的现代解答及启示

文 张文敏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有着从乞丐登上皇位的人生经历。因早年久处社会底层，他对贪官污吏的横行无忌、违法作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登基之初即采用各种方法查处贪官、惩治奸吏，为反腐甚至不惜动用酷刑和特务组织。洪武三十年间，皇帝以近乎变态的手段来严惩腐败，本意是既要让犯罪官员承担高昂的犯罪成本，又规诫其他官员不要重蹈覆辙，然而终其一生，贪官污吏却是杀了一个，又冒出来一批，……以至于朱元璋晚年发出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元璋之问”。

朱元璋认为自己一生致力于反腐，结果却是“朝杀而暮犯”，以失败告终。他至死都未能找到失败的症结，他的后继者们也曾试着能有所突破，然而因为时代的限制、制度的拘囿，很难真正找到答案。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早已世事变迁、制度更迭，我们却依然面临着和朱元璋时代相似的反腐困境，从他的反腐理念和方法措施入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理性地对“朱元璋之问”给予解答，并从古代廉政文化中得出对今天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现代解答之一：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

要从严治吏须先立法，朱元璋登基之初即颁布《大明律》，其中对官员的处罚要比唐宋律令重得多。此后他亲自裁酌，三次修订，于洪武十八年颁布了主要针对官吏的特别刑法——《大诰》，加重对违法官吏的惩罚。又陆续审定颁行《大诰续篇》《大诰三篇》等，加大反腐败立法。

制定法律是为了遵守，能否彰显法律威严关键在执法是否严格。综观明代史料，朱元璋的执法有时候非常严格，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禁令贩卖私茶，被朱元璋下令处死。洪武年间著名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牵涉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等地的官吏达七万人之多，不少地方的衙门甚至遭遇无人办公的尴尬，这种哪怕瘫痪整个官僚体系也在所不惜的严格执法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遗憾的是，朱元璋的执法有时却又格外宽松。如有次朱元璋精心挑选几位新科进士外任，赴任前他苦口婆心做了思想工作，可半年后这些进士贪赃枉法的犯罪材料还是直达御前，朱元璋鉴于“人才难得”而一概宽宥；又过了半年，这些进士再次遭弹劾，朱元璋再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严刑著称的《大诰》及续篇中就记载了数十名本该被处死的官员在犯罪后一次、两次甚至三四次地得到皇帝的宽恕。朱元璋自言：希望对官吏的“好”能换来对方的感恩戴德从而做到廉洁自律。

执法宽严不定，实质上就是以皇帝的个人好恶取代了法律的威严。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说：“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朱元璋以个人好恶来对腐败加以约束，显然缺失了刑罚的必定性。更可怕的是，“犯罪不一定受罚”这一侥幸心理会在官员中泛滥，使得反贪腐行动事倍功半，大大降低了反贪效果。

以“人治”代替“法治”虽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时期的特定产物，但在法规制度仍有漏洞的今天，在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严格执法依然有很大的难度。借鉴历史，严格执法，标本兼治应成为当前反腐斗争的重点。

现代解答之二：以君子之名施暴力之道

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君子教育”和“暴力治吏”始终并存，今天看来这一相悖的事实，典型的言行不一也是朱元璋治腐失败的深层原因。

朱元璋称帝后同历朝历代一样，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倡导官员做清廉君子，行圣贤忠孝之义；发动群众称君子，“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他也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提倡“君子教育”近看是为明代树立思想根基，远观是为了提高民众文明素养，这样的做法在封建王朝无可厚非也并不新鲜。但从朱元璋治贪腐的行动来看，他更推崇的是“暴力治吏”，如对要处罚的官吏采用凌迟、剁手、挖眼、破肚、刖足等酷刑，更创立了“剥皮实草”的刑罚：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将被判处死刑的官吏活剥其皮，然后在整张人皮里填充草料，制成人体标本悬挂在各州县衙门前，以警示每天过往的官员。如此血腥冷酷的场面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朕自观之，毫发为之悚然”。高压之下的官员们甚至每天上早朝前都要向家人交代后事，战战兢兢不知何日会成为刀下鬼。

为了高效反腐，朱元璋还构建了一张特务网，由检校和锦衣卫组成，任务是“专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这张特务网的工作效率确实较高，有的贪官白天收银子，晚上就有特务上门抓捕，可谓是“朝贪而夕狱”，对所有官员形成了巨大威慑力。

史实告诉我们：朱元璋高压威慑下的反腐效果并不理想，“剥皮实草”“朝贪夕狱”这样的恐吓并未改变“朝杀暮犯”越反越腐的怪圈。

君主的暴力违背了他“君子教育”的初衷，这样的暴力带来的是无可挽回的道德堕落，进而导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深思。

朱元璋在官员和百姓中也做了思想教育工作，但这些教育远远抵不过他给人们留下的“刑罚严苛”的深刻印象。朱元璋的暴力反腐带来的是更大面积的道德败坏。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看，一个政府是不是强有力的政府，并非取决于政府的外在形式，而是取决于政府的内在高质量——严密的制度防范。制度建设被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经之路，是根本之策。

现代解答之三：有监督之名无制衡之略

朱元璋反腐不仅设有监督机构，而且将监察理念发挥到极致：在中央设都察院，集今天的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于一身，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高官，还派自己的亲兵建立直接听命于自己的锦衣卫，担心锦衣卫同官员勾结，索性出动身边太监设立东厂、西厂等。可以说，明代的院、寺、卫、厂等机构，叠床架屋，织成一张覆盖全国的监督大网，对于官员的监督可谓是无孔不入。

而实际的监督效果却是：贪腐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就连专事反贪的都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也有不少沦为贪腐之徒。洪武十九年，都察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办案，到达后他故意久拖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诱奸民女，被朱元璋发现并处死。朱元璋还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

从历史经验看，在朱元璋监督制度的设计中，似乎也存在着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但因为绝对权力（皇权）的存在，那种制约根本无法涉及权力制衡。

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严峻的形势之下，我们试着从历史上的反腐得失来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服务，从朱元璋的反腐困惑中得出用法治取代人治、预防腐败与制度建设并存、强化监督体制和方式等启示。借古鉴今，我们坚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下，反腐倡廉建设必能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