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潜规则丧失生存土壤

让潜规则丧失生存土壤

孩子上学要四处托关系，做个手术要给主刀医生乃至麻醉师送红包，承包工程要与相关利害关系人进行利益分成，个人职场进步必须要会跑会送……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求人”之痛，无不印证了潜规则的为害之重、积弊之深。

所谓“潜规则”，就是在规章制度之外实际存在的不成文、不公开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行事规矩，它产生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长期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它正如《红楼梦》中门子告诉贾雨村的那个“护官符”，“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它又像一个无比巨大的“污水池”，社会生活、人事往来中很多见不得光的“污泥浊水”都会注入其中；它还形同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虽然人人都痛恨它，但真轮到自己时，却又往往选择按潜规则行事。也就是说，潜规则尽管为多数人所不齿，可又无远弗届地影响着人们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潜规则尽管摆不上台面，可又无处不在地彰显着另一种不容小觑的力量和能量。

遥想当年，梁启超先生就曾沉痛地指出，晚清帝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潜规则盛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试想一下，当“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成为常态时，不少人自然会心照不宣地选择关系；当“不给甜头不点头，给了甜头乱点头”成为现实以后，不少人自然会随波逐流地选择迎合；当找“靠山”胜过找组织、走程序变成走过场之际，不少人自然会你行我效地选择投靠……潜规则和正式规则从来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正常渠道”一再显示“此路不通”或“敬请绕道”的情况下，吃亏吃苦、无望无助的，也就只能是老实正派的守规则者。

有道是“乱世之乱，祸害有时；太平之乱，国无宁日”。所谓“太平之乱”，潜规则盛行即是其一。治国理政，讲究的是私不乱公、邪不干正。“劣币效应”也告诉我们，潜规则大行其道，则歪风邪气必然逞威，公平正义也就必然受损。

潜规则为什么会不翼风行、广为流布呢？无论是打招呼的“大天线”“小天线”，还是顶大用的“票子”“条子”；无论是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还是利益结盟的“亲友团”“老乡圈”，无疑都是潜规则发挥作用的便捷通道。能够“逢山开道，遇河架桥”的，说穿了就只有逃出笼子的权力。

潜规则虽然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公序良俗，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比如，“明知不对，又怕吃亏”的盲从心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攀附思想，“欲罢不能，吃着上瘾”的“臭豆腐心态”等，都会让许多人身不由己或心甘情愿地被潜规则绑架与裹挟。

潜规则为什么会久攻不克、屡禁不止呢？优质资源的稀缺、政策制度的漏洞、法规执行中的变形走样、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等，都是潜规则得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肥沃土壤。如果只治标而不治本，只授权而不监督，潜规则就可能长期安营扎寨，即使一时打压下去，风头一过又会卷土重来。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就后退一分。潜规则的克星是不容变通的铁规矩，正所谓“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越是敏感的岗位，越是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越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越需要领导干部秉公用权、不徇私情。

有先哲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如若按规矩办事已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如若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又哪里还会有潜规则的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呢？

（赵哲摘自《法制与社会·锐视》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