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职人员应在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上起示范作用——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

■ 本刊记者 梁晓娟

政府公职人员应在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上起示范作用
——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

■ 本刊记者 梁晓娟

记者：伦理道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对于当前社会存在的道德危机您怎么看？

万俊人：首先，这个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背景下去分析。何谓社会转型？打一个比方，社会转型就像开车转弯儿，开车转弯时本应减速，但我国30余年来的经济改革却是加速拐弯儿，这就使得“车”的运行很不稳定，风险较大，弄不好会翻车或出轨，带来的后果很严重，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可以说，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基本制度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念带有根本意义的改变。我国社会转型的基础层面，是由原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理论预设和实际效果上都是殊为不同的。计划经济的预设用儒家的话说叫做“人性善”，每个人都是“君子”，人有足够完备的能力构想一套完美的计划，并且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去实施这套计划，这是计划经济的前提预设。但事实上人既不是上帝，也非生来就是君子，执行计划也不会那么完美，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预测未来的发展变化，所以计划经济时代从一开始就决定计划经济短期内也许因为政府动员而可能达到高效率，但面对经济的常规发展绝不可能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是“君子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小人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经济理性”。市场经济看似一种“小人经济”，但由于它遵循的是现实可行的“经济理性”规则，反而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体制。

我国的社会转型不属于自发型，而是赶超型。30多年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是加速拐弯儿，整个社会的谋划、很多社会行动的实施都带有匆忙的特点，风险很高，自然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

记者：请您谈谈社会转型会带来哪些伦理道德问题。

万俊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国际权威组织报告，我国已经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超过了日本。但是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伦理道德问题。

具体来讲，一是这个社会带来的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社会朝着公共化的方向在转型。但是公共领域里道德下沉，没有底线，整个社会的道义基础大大弱化，公众的诚信环境遭到破坏，道德责任感也没有过去强。这种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的，从政府到学者对这类问题都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和自觉。所谓社会公共化，就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越来越扩张，私人领域越来越压缩。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公共领域就是陌生人领域，而私人领域就是建立在熟人、家庭、家族、邻居等基础上的情感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我们生活的两个领域。公共领域有基于公共理性的规章约束，而私人领域则主要是靠感情来维系的。现在很多现象是私人领域公共化，公共领域私人化，不仅两个领域的边际界限混乱不清，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腐败现象就是把公共权力私有化，把公共权力变成私人资本的后果；同样，私人权力公共化也是不可取的，是对公民个体隐私和人权的侵犯。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公共领域大于或者说优先于私人领域。但是，公共化趋势带来的很多公共领域的道德严重缺失，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义基础削弱，凝聚力降低，公共秩序不良。

二是社会公平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的高层领导的观念认识也是有局限的，一心一意要把“蛋糕”做大，认为把“蛋糕”做大了，大家就都能吃到“蛋糕”了。殊不知，做大“蛋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都是优先分配自己的那块“蛋糕”，但是按照绝对的程序公正，政府应该是最后拿“蛋糕”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在社会价值分配中最后拿自己那份，因为他是操刀分“蛋糕”者。中国自古就有“清官崇拜”传统，也就是说，政府行为总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制度示范效应，其行为绝不仅仅是政府或公务员自身的。如果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不公正，人们就会怀疑制度的不公正，因为你是制度的制定者、运作者、操作者和实施监管者。即使制度本身的设计和安排是公正的，如果操作者不公正，制度运作的结果也可能不公正。所以，仅有制度公正还不够，还需要制度执行者们的正义努力。当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经很严重，甚至引起了社会性的道德怨恨，个体怨恨演化上升到了社会怨恨，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是必须高度警惕的。一个执政党政权的维持不能仅仅靠维稳，还要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义力量。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有较高的社会政治认同度和较丰厚的社会道义资源或基础，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认同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一个“良序的社会”应该是公平的社会，应该是大家都普遍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社会。

记者：那么您看应如何理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伦理道德问题呢？

万俊人：伦理道德问题是我们社会，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目前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风险。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恐慌和绝望。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关口，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16世纪～18世纪的欧洲，在开始和完成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再比如美国，在其西部大开发时期，道德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犯罪现象泛滥。但现在去看，一切都成为历史的沉积留在了美国人的记忆里，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一些必要的经历，在转型期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前存在的伦理道德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不是某一个道德事件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道德综合征的问题。

记者：对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呢？

万俊人：我们党和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到90年代提出“两手都要硬”；后来出台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而最近又在制定《公民核心价值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走出去战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等。这些举措都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再者，要充分利用我国的传统资源。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民族曾以“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我们有悠久而丰富的儒家伦理文化，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应当十分珍视的道德文化资源，需要很好地发扬光大。此外，还要创造新的文化，建立公共道德规范，积累公共道德资源，营造良好的道德诚信环境。我想再一次强调的是，仅有制度还不行，这只是解决了制度缺失的问题，如何才能让制度有效地执行？执政党和政府官员的公共示范效应十分重要，没有这一点，公共道德规范的实际效应将是会大大降低，甚至为零为负。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不应只是财富的巨人，精神的矮子。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更应如此。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日趋强化的国际舞台上，我们除了提供资金、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之外，还应该贡献我们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其中，政府公职人员在提高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上所应该且必须发挥的公共示范作用尤其显要，这为整个社会和人民所期待！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