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被“隐匿”的公民

蔺紫鸥 方惠旌

日前，澳大利亚各地一些议员频频提出针对原住民文化的动议。1月8日，一名西悉尼议员称，如果他新成立的政党“我们的当地社区”在今年9月份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将取消原住民仪式。坎伯兰市议员克里斯图表示，原住民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等仪式并不代表他的选民，继续执行原住民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迎合“少数人”。

这些议员在原住民问题上之所以变得更加大胆，原因在于“原住民之声”公投失败。2023年10月，澳大利亚“原住民之声”公投落下帷幕，以全国60.1%的选民反对以及各州和领地多数反对的结果告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由宪法改革解决原住民代际问题、保障原住民权益的计划宣告失败，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想要加速推进非原住民与原住民和解进度的希望已然落空。

不平等问题层出不穷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之声”公投中，选民需要选择是否同意澳大利亚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并设立一个能在相关问题处理中代表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向联邦议会和政府提出意见的机构。如公投成功，该机构将设置24名成员，代表澳大利亚各州、各领地、托雷斯海峡及偏远地区的原住民就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虽然澳大利亚原住民已在争取权益上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不平等问题依旧层出不穷。澳生产力委员会2020年公布的一份“缩小差距”年度数据汇编报告显示，原住民在健康、教育、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改善效果甚微。报告指出，女性原住民平均寿命低于非原住民7.8岁，男性则低8.6岁；原住民儿童被带离家庭的概率是非原住民的10.6倍，教育和文化传承问题明显；原住民就业面临困难，2021年原住民就业率仅为55.7%左右，而非原住民就业率一直在70%以上。

在此背景下，“原住民之声”应运而生，致力于协助议会解决原住民问题，在相关问题上提供原住民的视角。然而，这个活动遭到了非议。原住民维护自身权益会“侵害非原住民权益、干扰议会决定、分裂国家”等言论，被媒体和政界人士反复传播。这无异于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竖起一道高墙，使两者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让非原住民支持提案成为天方夜谭。与此同时，“原住民之声”宣传的滞后和不充分也导致其在此次公投中错失先机。澳社会活动家吉尔·加拉格尔表示，关于“原住民之声”的宣传工作开展得太晚，很多民众甚至完全不了解这一提案，让反对者和保守派有机可乘。

殖民历史阴魂不散

原住民问题是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难以磨灭的隐痛，是殖民历史留下的难解之结。

虽然殖民者在踏上澳洲大陆后曾与原住民有过短暂的“和平期”，但很快殖民者对于原住民的歧视和排挤加剧，对当地资源的需求加大，使得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并最终决裂。原住民的土地被殖民者无情圈占，昔日圣地上筑起了西式建筑，生活物资采集地被禁止入内。被逼无奈的原住民只好奋起反抗，但由于人数和武器上的差异，大量原住民死于土地冲突，幸存者则成为奴隶或被监禁。

1820-1832年间，由于土地沖突，英国殖民者和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之间爆发了“黑色战争”。冲突中，原住民男性被屠杀，妇女被掳走和强奸，儿童被绑架做劳工；加上疾病的肆虐和严苛的封锁政策，原住民原本温馨的家园变为地狱。1876年5月，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妇女特鲁卡尼尼去世，这一种族从此灭绝。

如今，土地和水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仍是阻碍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和解的难题。据统计，截至2018年，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在10年中水资源占有率下降17.2%。

殖民者对于原住民的迫害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的侵占，也在于对语言文化的同化和控制。1910-1970年间，在政府的支持下，大约10万名原住民儿童被送到白人家庭和专门机构收养，接受“白人化”训导。儿童远离家人和族群，离开特有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被迫学习和使用英语，被迫改变姓名，成为“被偷走的一代”。

这一系列政策在澳大利亚社会埋下了偏见和歧视的种子，使原住民至今在生活中仍面对诸多不平等对待。根据一份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报告，2017-2019年间，至少遭受过一种形式歧视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比例从28.6%大幅上升至52.1%，这一数字至2021年仍然高达49.7%。司法的天平也没有在原住民问题中保持平衡，在押犯人中的原住民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特别是在澳北领地，在押犯人中原住民的比例高达84%。

原住民平权道阻且长

自从殖民者踏入这片平静安乐的“伊甸园”，他们对原住民的区别对待就从未停止。原住民追求平等之路，可谓道阻且长。

1936年1月，托雷斯海峡岛民工人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海上罢工，反对长期以来的不平等待遇，强烈控诉夜间宵禁、掌控生活、托管岛民船只等政策。迫于托雷斯海峡岛民在潜水采珠行业劳力市场中的重要影响力，澳当局不得不对此次罢工给予重视。最终，相关责任人被撤职，岛民们的薪资水平上涨，获得了基本尊重。3年后，澳当局出台法案，承认托雷斯海峡岛民是独立的原住民群体，有权投票并选举地方政府主席和议员。此次托雷斯岛民罢工是第一批有记录的原住民罢工之一，对多年来备受压迫的原住民来说无异于一针强心剂，鼓励他们以罢工形式迈出了平权的第一步。

青年和学生也受到罢工运动的鼓舞，持续参与原住民平权斗争中。1965年2月，一场由悉尼大学学生查尔斯·帕金斯领导，为期15天的“自由之行”得到广泛关注。帕金斯一行人采访并整理了原住民在公共场所受歧视的痛苦经历，鼓励并协助原住民发起游行消除偏见，将新南威尔士州原住民被边缘化这一问题纳入了国内外媒体的视线。随着“自由之行”被广泛报道，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在澳大利亚境内举行，谴责种族歧视者的声浪响彻该国。1967年，澳大利亚政府围绕修改宪法发起全民公投，得到了90%多选民的支持。自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被纳入人口统计，并享有制定法律的权利。

1997年，针对原住民儿童的报告《带他们回家》发表，详细阐述了澳政府实施的针对性政策对原住民社区造成的几代人创伤。为了铭记过去对原住民儿童造成的伤害，澳大利亚社区团体联盟于1998年5月26日举办了第一个“国家道歉日”。此后的10年中，原住民儿童的教育发展问题受到持续关注。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联邦政府终于正式就“被偷走的一代”所遭受的虐待致歉。这一天也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达成和解的历史性一天。

在2017年“国家道歉日”期间，《乌鲁鲁内心宣言》被提交给澳全国制宪议会，成为原住民问题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宣言呼吁在澳宪法中设立“原住民之声”和“马卡拉塔委员会”来监督澳政府“达成协议”和阐述“真相”的过程。由此，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和解问题逐渐成为澳政府政绩考察的重要一项。

但是，时至今日，土地和水资源的归属问题、原住民自治问题，以及与非原住民的和解条约等保障原住民社会地位等重要问题，依旧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些才是保障原住民文化能够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澳大利亚有舆论指出，“原住民之声”公投的失败，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凸显维护原住民文化习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唯有以平等与尊重的姿态，履行保障原住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义务，才能让殖民历史带来的伤痛逐渐被真诚抚平。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