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六十周年：“外交核爆炸”的历史细节

田亮

60年前的1964年1月27日，新华社和法新社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这被西方舆论喻为“外交核爆炸”。

务实的元首

为实现法中建交，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开创者、首任总统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

1963年8月，戴高乐把正在瑞士度假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召回爱丽舍宫，同他商量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此时距戴高乐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已5个年头，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三，而新中国一直是一片令他向往的土地，他却不曾前往。他不能再等了。

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东山再起，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时，新宪法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改变了权力格局。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1945-1958年），总统权力小，议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法国政党特别多，这导致组阁非常频繁，13年产生了20多个内阁，每届政府平均寿命约为半年，人称“半年内阁”。改革之后，很多权力集中到总统手中，包括外交权等。这样一來，戴高乐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当时，美国拉着西方国家采取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也已经恶化。在戴高乐看来，敌视和孤立中国不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面前，戴高乐毫不含糊。他出身于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遭到德国入侵，戴高乐组织起反法西斯的“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8月解放巴黎。二战后，以法国和联邦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开启欧洲一体化进程，组建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欧共体。1961年8月，英国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戴高乐却宣布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6年后，英国再次申请，戴高乐再次拒绝。戴高乐的话说得很明确，英国并不愿同大陆国家走在一起，最终欧洲会依附美国并融入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共同体——这就好比说英国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戴高乐曾表态：“英国有朝一日将加入共同市场，但毫无疑问，那时我将不在位了。”果然，直到1973年，戴高乐去世3年后，英国才加入欧共体。

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戴高乐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东方。他在观察中国事务时，并不是从中国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去观察，更多的是从中国是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实体的角度去看。他认为，在下个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姚百慧说。

这一时期，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等国有意与中国加强合作关系。“但都被美国人摁下去了。戴高乐不吃美国那一套，他对英国人讲，总有一天我要把中国人拉出万里长城。”姚百慧说。

据戴高乐的侄子贝尔纳回忆，戴高乐很早就关注中国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他多次对我说，中国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文明，还曾略带神秘地告诉我，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世界需要中国。因此，他决定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合作。”

卡壳的谈判

这次戴高乐之所以找富尔来商议中国事宜，是因为富尔曾在1957年访华，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富尔写了一本名为《蛇与龟》的书介绍新中国，书名借用了毛泽东诗词里“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意境。书中主张，中法之间应像武汉的龟山和蛇山那样架起沟通的桥梁，即法国应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与中国建交，这个头怎么开呢？戴高乐想了一个办法，他于1963年9月给富尔写了一封信：“您是在法国最高领导人的授意下访华的。这一点，中国当局已经知悉。访华期间，您务必与中国主要领导人多加接触。在会谈过程中，不论是中方还是您，肯定会主动提到中法关系问题。您必须和中国当局一起谈谈如何才能促进两国关系。”

当时，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这封信形式上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富尔当时也不是总理，戴高乐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为了保密，尤其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戴高乐亲自为富尔策划了东行路线。他让富尔装扮成一名游客，不直接到北京，而是先到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密访结束回来时，则经印度新德里，在那里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并在印度“旅游”两个星期，他与中国政府建交谈判的文件则由法国驻印度使馆人员专程送回巴黎。

对于富尔的来访和两国建交，中方是欢迎的。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主席就看到国际关系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提出了“走出去”的外交方针，并预见到同法国的关系可能会率先突破。1960年代，他又深化了外交战略的思考，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把亚、非、拉发展中地区称为美、苏之间的“第一中间地带”，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中间地带”。他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称赞戴高乐有勇气不完全听从美国的指挥棒，对美国和西欧要有区别。

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富尔与周恩来总理等人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其间却因为台湾问题卡壳了。

新中国同外国建交都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台湾当局”“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戴高乐不想宣布与中国台湾“断交”，要求同中国无条件建交。

戴高乐有自己的算盘。他想向西方表明，法国与中国建交不是屈尊求成。此外，他还念着蒋介石的旧情。二战期间，法国战败后把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让给日本。战争快要结束时，戴高乐想收复此地，美国认为法国没有这个权利，而蒋介石则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

“在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富尔夫妇共进晚餐，以便缓和一下气氛。席间，富尔情绪十分低落，往常谈笑风生的他忽然变得沉默寡言。当晚，总理决定第二天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等地参观游览3天，谈判暂停。”中国外交部法国科早期负责人张锡昌回忆道。

“周总理制定了‘速决为宜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事不能再拖了。法国只要内部承诺不搞‘两个中国，我们可以把建交的公报搞得短一点，先宣布建交，再逐步完成实际建交流程。”姚百慧说。

戴高乐也急于与中国建交，愿意作出一定让步。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当时，除了总理和外交部長外，其他部长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中法即将建交的种种传闻，对内情尚一无所知。戴高乐管不了那么多了，要他们挨个表态。大家纷纷表示同意中法建交，只有内政部长罗歇·弗雷强烈反对。

戴高乐最后总结道：“不承认中国  有没有什么好处？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报偿。我们有盟国，采取承认中国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步骤，说不定对我们的盟国也不无好处。我们曾就中法关系正常化进行了试探，结果是积极的。”

1964年1月27日，新华社和法新社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公报未提及中方的条件，因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64年1月28日，即公报发表第二天声明了中方反对“两个中国”的一贯立场，以免在国际上造成中国已“软化”了反对“两个中国”态度的错觉。

“台湾当局”被迫与法国“断交”

就在中法谈判期间，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关于中法接触的报道让约翰逊政府十分担忧。1963年12月5日，时任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拜见戴高乐，询问中法建交一事。戴高乐告诉他，“目前”并未打算进行诸如建立外交关系之类的步骤，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

蒋介石也写信向戴高乐核实是不是真的要与新中国建交。1964年1月15日，戴高乐复信蒋介石：“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确有其事。我无意掩饰，我向您宣布的消息无疑会使您失望。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形势已不再符合人们原先的估计。法国不能无视这种既存的事实。”

同一天，时任法国驻美大使的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新中国。美国时任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在加强我们的敌人”。美国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为总统约翰逊出了个主意，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邦迪认为这是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唯一机会”。于是。约翰逊致信蒋介石，建议他不要与法国“断交”，这样一来尴尬的就是毛泽东。“台湾驻巴黎‘使馆人员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这样，不想主动与台湾‘断交的戴高乐也有些尴尬。”姚百慧说。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对外宣布承认新中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只有中国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才能真正解决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还预言道：“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

美国和“台湾当局”的伎俩反而坚定了戴高乐与台湾作个了断的决心。2月6日，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方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台湾当局”在巴黎工作人员仍不为所动，赖着不走。4天后，法方向“台湾当局”声明：“法国将与北京互换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达，法国将认为他是中国的代表；相应地，‘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丧失其‘代办资格。”被逼到墙角的“台湾当局”，这才在当天夜里发表声明，正式与法国“断交”。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