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远古历史的考古学家严文明

杨雪梅

在不久前于上海召开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上，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获颁终身成就奖。这是世界考古论坛首次授予中国考古学家该奖项。严文明从研究仰韶文化开始，扩大至整个新石器时代，为奠定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探索中华早期文明

1960年，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严文明就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作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的分期。

“我的很多研究方法都是从生物学里学来的。”严文明最推崇生物的分类，他说：“界、门、纲、目、科、属、种，由大到小十分科学，研究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借鉴这样的方法。仰韶文化可以先分期，再看每一期的各个地方的区别，每一个类型里的变化，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类型？内部的机制和外部的因素是什么？如此梳理了，思考了，才有信心，才敢写。”

严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半坡、三里桥等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注重类型学和地层学结合，首先分析典型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分期，进而研究各个地区的分期，最后将各地相应的文化分期进行对比和概括，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四期，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考古学家苏秉琦读了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篇文章，认为“找到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把钥匙”。

1989年，严文明积三十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学术意义绝不限于仰韶文化本身，对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我好像找到了一把钥匙，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新石器文化有一个观察。考古就是研究问题的，研究仰韶文化不能光从仰韶村论证仰韶村，胡适有一句话我很赞成——‘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得有想法，思路要开阔，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要有接力棒思维。一开始就不想犯错误不太可能，吃一堑长一智嘛。”他说。

稻作起源研究

1970年代，在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稻谷，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这些稻谷的形态是成熟的栽培稻，还有很多农具，这就引导考古学家继续往前追溯，于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类似的稻谷遗存，年代为公元前6000多年。1995年，由严文明担任领队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发掘，发现了更早的稻谷的植硅体，证明在距今约1万年前，稻子已经开始被栽培;后来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洞穴遗址发现了3粒半稻谷，当时测定了跟稻谷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为公元前1.2万年。

“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谷物农业，中国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北方旱作农业中心——种植粟和黍，以及南方稻作农业中心——种植水稻。北方也种植水稻，只要水充足，黄河流域就发现了不少相当于从仰韶到龙山阶段的水稻遗存，但毕竟不占主导。两大类作物种植南北有交叉，南北的人员往来和文化关系就很密切。如果没有南方水田农业区，那么北方就没有后方，整个历史的演变就会是另外一个样。这两个区域的基础很大，起源区和早期发展区也很大，能经受住外力的冲击，而且可以互补。”严文明说。

严文明曾十数次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与日本学者梅原猛等展开东亚文明起源的对谈。梅原猛后来评价说：“严先生是具有将稻作文明置于世界文明之中进行比较研究的视野广阔的考古学家。他是彻底的实证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学者。而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若只重视资料，却不能对过去人们生活进行鲜活想象的学者，我是不以为然的。严文明先生从考古学家的立场产生的观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扉，那些全然没有记录的远古历史被唤醒，鲜活地展现在了面前。”

“重瓣花朵”结构很美

考古学家李伯谦和陈星灿合编了一本《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读》，除了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邹衡、张光直等考古大家的文章，严文明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也列在其中。这是严文明于1986年6月在“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會上提交的论文。“从想到这个结构到最后宣讲出来，不出一个月，但是构思了很长时间。我写文章有一个特点，思考成熟后下笔，有时一个晚上写好，基本不作修改，靠的就是逻辑思维。”他说。

在这篇文章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也起着向周边文化区的文化辐射作用……

“这篇文章包含了我的很多思考，第一次把从旧石器以来的文化谱系通盘梳理了一下，第一次提出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大框架谱系，在这个谱系里面主要体现几个思想：一是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有联系的;不是一般的联系，是有核心有主体的，有中心又有外围的，我形容它为重瓣花朵式的结构。当然花心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后来才慢慢体现出来。但是重瓣花朵很清楚，主体为黄河、长江流域，外围就有不同的文化区系。”严文明说。

这个“重瓣花朵”理论既有学术质地，又充满了诗意。“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贡献是厘清并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与格局。在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之前，我就有中国史前文化有核心又多元的想法。花心、内圈、外圈，这个结构很美。”那次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学者用一朵花的结构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超稳定结构，大家都很佩服，影响非常大。

考古学在中国大有可为

2020年10月，在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百年的时候，记者去采访严文明。他说，考古是科学;科学意味着你的观点必须是可以实证的。

很多遗址，严文明并没有动过手铲，却能有先见之明。比如良渚，1986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等高等级的墓葬，严文明推断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那他肯定得有一个像样的居住区，有宫殿等高等级建筑存在，或者还有宫城。后来又发现了大型的水利工程遗存。

“我特地去看了，像个大堤。南方经常修堤，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修过多少遍，一担土一担土地挑，很辛苦。大坝的剖面清清楚楚，里面就有陶片，是良渚时期的。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万的人同时工作，谁能把这么多的人调过来？他们还要吃住，得有强大的后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学的设计者，只有强大的政权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推断有一个良渚国并不过分吧？就这样一步步科学发掘，良渚考古发现的遗址越来越多，我们对它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考古遗址成为世界遗产是肯定的。”他说。

在中国考古人眼中，严文明是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的智者。正如论坛颁奖词所说：“这不仅是对严文明先生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的杰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懈地向公众宣传考古学对于当代社会及人类共同未来重要性的肯定。”

“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92岁的严文明亲笔写下了感言。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