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交流,故宫十年对外合作考古之路

2023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局之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重要理论思想，为故宫博物院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提供了切实依据。”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外考古。

一

不久前，故宫举行文化对外交流工作媒体通报会。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指出，近年展开的多项中外合作考古项目，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与手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彰显了中国考古学者的大国担当和使命。

在印度，在肯尼亞，在阿联酋……故宫考古人在行动。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

帕特南遗址是印度西南沿海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古代遗址。

这里出土的中国瓷器，时间集中于16世纪到20世纪。出土物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

“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商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徐海峰说。整理这些出口遗物时，考古团队发挥故宫博物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的优势，在帕特南遗址设立临时实验室，开展印度本土陶器的分类检测和研究工作。它促进了帕特南遗址各类遗物标本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对不同类遗物的产地和流布进行研究。

2018年到2019年，对外合作的脚步来到阿联酋。

2019年，联合考古队对阿联酋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保护区内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遗址区进行系统区域调查。

阿尔马塔夫遗址的第一季工作是进行布方发掘，考古学者基本采用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发掘的同时，他们还对祖尔法遗址区进行了地面踏查，采集了大量瓷器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该遗址区的中国陶瓷特点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从时间上看，可将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定为元代至明早期和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阶段;无论是遗址出土还是地面采集的中国陶瓷器，器型器类都与时代特征相符。地面采集到了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这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所有这些考古发现，对了解祖尔法遗址在印度洋贸易航线上和波斯湾出海口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除上述区域外，在肯尼亚、中亚、希腊……也活跃着故宫考古人的身影。

徐海峰这样总结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变化：从最初建立联络和接洽关系，到不断增进互信，建立良好可持续的合作与沟通机制;从有限开展考古调查，以西方考古方法主导，到近年来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并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理念自主承担工作。

他特别强调，清晰的学术思路与学术目标、多学科介入的方法以及完善的技术手段是“走出去”合作考古的根本依循和努力的方向。

其实，“走出去”考古是进一步展现和完善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客观需求。考古学者在继续发挥中国传统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优势的同时，自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进一步提升考古信息的精细化采集水平，对考古材料进行多样化阐释。“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材料和研究目的，推进中国田野考古方法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徐海峰说。

“走出去”考古也是展现中国科技考古发展水平的良机。徐海峰举例说，利用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的科技设施设备和人才资源优势，考古人员在印度和阿联酋考古中充分运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采样、检测、化验、分析，建立了遗存标本数据库，有力提升了当地考古资料信息的采集、提取、解析和研究水平，成为“走出去”考古初显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与外方深入交流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徐海峰展望，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大科技考古力度，依托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积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对包括中国文化遗存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文化遗存展开分析、研究与保护工作，以比较的视野、融合的路径，促进各自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与发展。

（摘自《科技日报》张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