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驿站：诉说王朝兴衰、百姓疾苦

驿站，汉代以前称作传或传舍，汉、唐、宋称为驿，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往来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站的职能，决定了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属于官办、官管、官营。

王朝的“兴衰表”

驿站的建设以及保障能力，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王朝的兴衰。

以唐为例，驿站的重要程度不同，等级也不同。最大的驿站称为都亭驿，设在长安城内，每驿配驿夫25人、马75匹。其余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配驿夫20人、马60匹，第六等则只有2-3人、马8匹；水驿分为三等，最多12人，少的为6人。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重要或者离长安距离近的驿站，规模和建筑质量都要好于其他地方的驿站。大一点的驿站已相当于高级宾馆，连大厅都分“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唐国史补》记载，江南一个驿吏，主动请新到任的刺史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去参观酒库，看到那里备有各色美酒，又带刺史到茶库，则各地名茶应有尽有，最后又到酱菜库，则腌制好的各种蔬菜，香味扑鼻。看完后，这位刺史赞口不绝，十分满意。唐代驿站中最有名的是陕西境内的褒城驿。这座驿站，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差不多就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园林了。

驿站能建成这样，费用自然是政府埋单。但日常运营，则不光靠政府拨款。

唐政府每年拨付驿站经费约150万贯，每个驿站平均每年经费约1100贯。这样的拨款，与驿站所承担的职责对比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有两笔收入，一是地租，唐朝上等的驿站，拥有田地2400亩，即使是下等驿站也有720亩，这些驿田，可以租给当地农民种植，租金可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二是高利贷利息收入，朝廷给各道州县拨一笔专款用于放贷，放贷利息也用于本县境内驿站的经费开支。

问题是，太平年间，驿站或可通过上述途径来保持正常运营，一旦碰上战乱，朝廷拨款无法保证，百姓流离失所，驿站自然也不能幸免。“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上下坡路，驿站也日渐残破。前面提到的园林一样的褒城驿，“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不光池塘浑浊不堪，旁边的小船破烂了，庭中一片荒草，客厅残破不堪，与晚唐衰败的颓势形成映照。

清末同样如此。光绪年间，有个管驿务的下层官吏，写了一部《河西驿日记》，描述了一个残破不堪的河西驿：破烂的房屋，即将倒塌的马棚，老弱待毙的病马，饥寒交迫的驿夫，导致文报迟延、通信阻塞、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对此，晚清重臣刘坤一、张之洞提出，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

虽说驿站此时确实落伍于时代，但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也是重要原因。

江湖的“避风港”

每个驿站，无论大小，都配一个驿长，此人大多由朝廷直接任命，属体制内在编人员，驿夫则属聘用的合同工。有了这层官方背景，无论哪朝哪代、地处何处，驿站的安全总体上是有保障的。毕竟，袭击驿站就是与官府作对，这个勇气不是谁都具备的。

其次，驿站内主要是政府配发的马、牛、驴、车、轿、船等交通工具以及各种日常生活设施，属重资产机构，并非那些打家劫舍盗匪们的首选目标。况且，有的驿站还配有一定规模的驿兵，具备较强的防御能力。

再者，驿站虽为官营，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官员，但由于政府业务也不是时刻都有，很多朝代的驿站实际上也对外经营。朝廷也默许这种从客商中赚钱，弥补驿站亏空的行为。唐时，苏州一地就有“八所驿站”，都办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酒食丰足。

由于古代城门一般都要定时关闭，历代驿站大多建在城外，以便能24小时为赶路的官员和客商提供服务。而那些行走江湖的侠客、浪迹天涯的文人，不管名头多响亮，总要有地方打尖落脚。像从长安到安西都护府的丝绸之路上，有70多个驿站。这些驿站在漫天黄沙的大漠戈壁，不光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休憩，对其心理上也是一种慰藉。

从经济角度看，官营驿站内工作人员多的有上百人，少则数十人，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如此便形成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驿站本身就蕴藏着商机，周边集聚了许多能提供相应服务的人群，从而形成村落。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交通要道，比如西北的丝绸之路、南方的运河，客商往来频繁，人数越来越多，仅靠驿站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赶路客商的食宿需求，私人旅舍应运而生。

到唐代，私人旅馆发展更快，官方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唐代诗人张籍写道：“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写的就是成都附近私人旅舍兼酒家的状况。还有的既是私人旅舍老板，还兼着政府驿站的驿长。有一名叫何明远的富翁，家里拥有织机500架，资产过百万，其本人既主持着官府的3个驿站，同时还在驿道边上“起店停商”。这样的老板，当时应非个例。

驿夫的“伤心地”

从功能上，驿站对朝廷的情报传递确实重要，比如“八百里加急”“五百里加急”这样的文件传输，并非杜撰。

但一线工作人员，也就是驿夫也确实辛苦。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敦煌有幅描绘晚唐时期题为《宋国夫人出行图》的壁画，描绘的就是当时驿吏身背布袋的形象。唐律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上至皇帝，下到大臣，还动用驿站为私利服务。“安史之乱”的头目之一史思明利用洛阳驿站的快马把鲜樱桃送给河北的儿子史朝义。唐宪宗喜欢南方的蚶子，每年就用快马从宁波把鲜蚶及时送到长安。

最有名的当属唐玄宗，利用驿站快马从南方送荔枝给杨贵妃吃的故事，后人借此写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名句。实际上，这种用驿站快马速递，把南方新鲜水果送到都城的行为，早在汉代即已有之。当事人写道：“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

如果说为公，军情紧急，驿夫们觉悟高点，还能不计辛苦；为了一己口腹之欲动用公器，则是驿夫们所不能忍受的。唐武宗年间，爆发了历史上首次驿夫起义。汜国忠、张忠两人本是因罪发配酒泉的驿户，因无法忍受上级压迫，于是发动起义，他们“劫马取甲，来赴沙洲，千里奔腾，三宿而至”，各地驿户相互配合，致使情报堵塞，朝廷对于形势无法掌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明末，朝政腐败，许多官员滥用驿站，在财政上却又常克扣经费，导致大批驿卒逃亡。崇祯皇帝为解决这个问题，推行强硬的裁驿措施，一下子点燃了社会上积蓄已久的怒火，失业的驿卒投入到民众起义中，这些人大都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他们的加入迅速改变了起义力量的对比。当时曾有官员分析过起义民众的基本成分：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民。其中，最终充当明王朝掘墓人的李自成，就曾是银川驿的驿卒。

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驿站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如今，在全國各地，依旧保有不少古驿站遗址，那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曾经的历史故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番茄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