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莫斯科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事件

1929年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了著名的“十天大会”事件。这场历时十天的激烈斗争，不仅直接决定了几百名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进程。

“十天大会”上的混乱与纷争

按规定，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每学期都应当举行例行的由全体师生参加的支部总结大会，校方支部局应当汇报该学年的工作总结，由全体师生、党团员对其工作总结提出意见，支部局还要进行改选。但是，“米夫-王明”派控制支部局后，其所作所为完全不得人心。他们尤其害怕改选会对其不利，于是对例行会议拖了又拖。经过全校师生的一再强烈要求，支部局才不得不召开会议，但他们事先对此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十天大会”事件终于发生了。

关于“十天大会”开会的具体时间，由于时间久远，一直有争论。笔者在2013年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获得的原始记录显示，“十天大会”是在1929年6月17-26日召开的。

支部局专门邀请了其所在区的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并请他以上级党委的身份到会讲话，以压制广大党团员的普遍不满情绪。他们还提出要邀请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参加。按其核心成员之一盛忠亮的话讲，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共代表团“置于被公开批评之下”。瞿秋白不好拒绝，就派张国焘代表中共代表团参会，并要求他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意见表态。

大会开始，支部局在学年总结报告中闭口不谈广大学员对他们拉帮结派等恶劣行径的普遍意见，反而自吹自擂，说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引起了广大学员的极度不满。支部局的报告被频频打断和质疑，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对报告提出批评。于是，支部局就请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芬可夫斯基完全不了解具体情况，按照支部局的意图居高临下地指责中共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大事务，甚至将广大学员对支部局工作的不满和批评定性为“反党行为”。对此，广大学员先是难以置信，紧接着爆发出了不可抑制的愤怒。抗议和嘲讽的跺脚声由小到大，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几个在国内参与过革命斗争的工人出身的学员愤怒地冲上台，想把芬可夫斯基拉下台。

主席台上，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出面几经劝说，才使会场静下来。接着，张国焘代表中共代表团对芬可夫斯基的无端指责进行了反驳。而受支部局指使，几个不明中国革命情况的法国华工想上来打断，会场十分混乱。广大同学强烈要求解散大会主席团，重新改选。结果，一些反对支部局决议的学员被选进新的主席团，包括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和李剑如，以及新生黎光霁等。随后，大会就支部局工作作总结报告，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虽然支部局对发言作了充分准备，安排了专人发言为其辩护，但是，广大学员纷纷上台发言，以客观事实对“米夫-王明”派控制的支部局的错误和谎言提出严厉的批评。

俄罗斯档案助力解开谜团

从2010年到2013年，笔者在俄罗斯有关档案馆对关于“十天大会”的档案资料进行了专门的查询。一份名为“一九二九年六月支部大会”的4页纸的记录档案浮出水面。文件显示：

大会主席团：威格尔（中大第三任校长）、瞿秋白、纳扎洛夫（区委代表）、李剑如、余笃三、江元青、黎光霁。

记录：约尔克（中文名未查到）、万永诚、应修人、高其范。

书记：毛静仙、熊天荆、李晓兰。

议事日程： 1．威格尔的报告；2．区委的通知；3.讨论。

从上述议事日程看，原计划很简单，会议应当很快结束。然而，实际工作的记录却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根据记录，1929年6月17日下午大会开幕，威格尔校长作了工作总结报告。6月18日上午，区委代表纳扎洛夫宣读区委决议，然后瞿秋白讲话；下午还通过了一个草案委员会，包括约尔克、董必武、陈明、胡铁波、汪士元、瞿秋白和威格尔等人在内。收集各组意见后开始讨论，决定每人发言10分钟。此后的7天记录中，大会发言共94人。除这94人依次发言外，很重要的是6月21日，在特别日程时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发言和争论，这实际反映了中共代表团与“米夫-王明”派之间面对面的斗争。争论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有12人投票表示异议。6月22日，威格尔和瞿秋白分别宣读声明。6月24日下午，威格尔通知，通过一个决议，决定6月24日停止讨论，6月25日开主席团会议及准备决议，6月26日作结论及讨论和通过决议。

上述档案记录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十天大会”中间有过短暂的各班讨论。而当时发言最有影响力的其中一人是周保中。笔者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查找到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周保中在发言中猛烈地抨击了支部局对中共代表团的态度，质问中共代表团和学校支部局究竟是谁领导谁。他还对支部局的干部路线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质问为什么对广大党团员随便扣上托派、反党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并指出支部局必须改选。其间，支部局把周保中的发言印出来发给各班，作为反党言论批判。但是，遭到了大家的坚决否定。

在大会后期，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舒尔茨听取了大家的具体意见，了解情况后，异常严厉地对“米夫-王明”派的拥护者们进行批评：“你们在这里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不能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那里，在中国、在流血的斗争中，用自己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的好样的！不是在这里，而是在那里！”最后一句话，他连说三次，一次比一次声高而激昂。广大学员报以热烈掌声。

大会开到第十天，仍然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无法结束。最后，大會只好对支部大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原来计划两三天的会议，开了整整十天，史称“十天大会”。

关于“十天大会”最终是对什么决议进行了表决，由于时隔已久，特别是会议期间曾对不同议题进行过几次表决，所以，当事人的回忆有很多出入。笔者在2013年从俄罗斯有关档案馆获取的两份原始资料表明，当时付诸表决的是支部全体大会对校长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否同意。然而，与“米夫-王明”派的预期相反，表决的结果不是“完全地同意报告的一切提纲和建议”，而是500多名学员以绝对压倒的多数坚决反对，支持支部局决议的仅有29人，其中有一个是还不满18岁的团员。于是，学员们嘲笑他们，可怜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二十八个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由此产生。

“十天大会”后，全体学员被安排到黑海去度假，而“米夫-王明”派的主要骨干并没有去。不久，一场以“清党”为名的阴谋迫害降临在中大。

“十天大会”在中共党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十天大会”是广大学员对以中大支部局为核心的“米夫-王明”派长期压制的不满、愤怒的总爆发，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米夫-王明”派妄图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第一次公开的较量。

（摘自《党史博览》周凭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