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注重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延续是历史教科书的应有之义。抗战时期，无论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还是世界书局等，其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留下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痕迹，起着鼓舞和教育青年的作用。

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和民族精神的延续

抗战时期，历史教育在中小学主要以讲授适龄儿童所能接受的历史知识为主，讲授民族英雄、讲述历史上勇将能臣的重要事迹，以有利于儿童养成爱国的精神，“此种足为后世守将大吏的模楷，中小学历史教材中，宜善为利用之”。

1938年出版的《常識课教学法》一文指出了历史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世界的大势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培养儿童的民族意识。”选择教材时应注意能引起儿童爱国热情以及和目前各种抗战工作有关系的资料。陈纶的《新课标初中本国史》开头就指出：“对于民族的分合、政治经济的设施、社会的演变，凡足表现一时代民族文化的特征而影响于后代的，莫不扼要叙述，以使学生于研求中国民族及文化演进之概况中，谋高尚志趣的养成、民族思想的激发为鹄。”

当梁园东的《高中本国现代史》排版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了。由于“事态重大，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现代史中，实为最可注意最可悲痛的材料。因附撰两章于第六篇国民革命之后，俾读者知所警惕，而共谋挽回我中华民族的厄运”。

华侨历史教育也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华侨教育，制订了《侨民教科书编辑标准说明》，对教科书编辑的要点、主要内容和编辑的原则都进行了论述。《说明》指出，历史教科书“应择足以阐明三民主义之资料；应择足以刺激青年爱国心，坚强民族意识之资料；应择足以助吾人从事复兴民族及建国工作之材料”。讲述外国历史的教科书也不忘激发民族精神。金兆梓在《高中外国史》中指出，本书“处处不忘本国民族活动在世界文化上所处之地位，藉以激起其民族精神”。

历史教科书课前问题的设置和课后知识的扩展有助于启发儿童思维，起到启迪民族精神的作用。《复兴高小历史教科书》每课之前有讨论问题，课后有作业事项，不少问题和作业都与民族主义有关。在《复兴高小历史教科书》的“中华民族努力的途径”一课中，列出了多个课前问题都与民族精神有关联，分别为：“中华民族过去的光荣是怎样？现在怎样？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主义有什么补救的办法？现在被压迫民族怎样求得解放？什么是中华民族努力的途径？”这些问题让青年学生知道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被压迫民族如何求得解放的，进而要探寻中华民族如何取得民族的解放事业，引发学生深深的思考。

发出中华民族自强的呼声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敌压境，历史教科书中多次出现中华民族要自强的描写，呼吁国人自强，指出青年的历史责任。

赵心人在《初中新外国史》中指出，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任务，“莫过于抗拒外侮、保守领土，使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然后一切改革与复兴方可计议。这一救亡责任，已摆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身上，救亡图存已是刻不容缓了”。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大背景下，通过教科书来呼吁救亡显得尤为重要。

有些历史教科书还将中国的自强与世界的安危并举。卢文迪的《初中外国历史》强调，中华民族现在既处于四面重围之中，如果不能自强，恐各国在中国的势力将不能这样长久保持着均衡而难免发生冲突，那么所谓“远东问题”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所以，中华民族能不能自强，和全世界的安危有极重大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振兴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金兆梓在《高中外国史》中分析指出，西方列强都是以利益为中心的，都有自己的打算，任何危害本国利益的行为都不会去做。因此，“欲藉外国的助力以复兴中华民族，非但为事实所不许，并且也还是与虎谋皮的举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

陈登原在看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他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下一步要吞并平津，于是在教科书中写道：“此时此日真是吾民族的生死关头。不过，历史不是叫人悲观，也不是教人乐观。自然，吾民族的出路优裕，前途无限，有历史在保证它！有历史在警戒它！真的，有历史在保证它，有历史在警戒它！”同时，他也预感到了中国抗战是必胜的，这样无形中增强了学生的民族信念。

（摘自《团结报》张绪忠、张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