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的“双重使命”

沈嘉禄

19世纪70年代后，受英法租界的刺激，华界开始了觉醒式的发展。上海著名绅士李平书说过一段话：“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

在上海各界关于地方自治呼声也愈发高涨，1905年上海总工程局成立，十年时间里填平许多淤塞的河道，修路100多条，筑桥60余座，建码头6个，华界的城区面貌迅速改变，缩短了与租界的差距，同时制定了市政管理条例，让市民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80年前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化过程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英明论述。

苏州河新闸之北一大片未经开发的区域在上海开埠之初还是一片旷野，这里的居民极大多数是来自苏北的移民，生活条件极差。公共租界扩张后，地方商绅为遏止英国资本的扩张，加快兴建商场，开辟道路，还在苏州河上架起多座桥梁，方便了与租界及华界的交通。1900年闸北工程总局成立，开始筑路、修桥、建房，民族企业则在苏州河两岸兴建大量工厂、货栈，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商务印书馆也落户闸北。1909年沪宁铁路通车，火车站设在闸北，极大地促进了闸北的经济发展。

“一经马路开筑，市面既兴，地价必昂。”华界最早的市政机关就是南市马路工程局。县城内外许多道路得到改善后，商铺屯集，市場繁荣。至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公共汽车、学校、医院、慈善机构、警察局、救火会等等，模仿西式，一应俱全。趁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飙，在李平书等士绅的呼吁下，争议多时的县城城墙也被拆除，为华界的发展赢得了必要的空间。

此时民族资本也迅速崛起，在许多行业领先于全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代替了旧有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使上海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为未来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打下坚实基础。诚如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所言：“租界之兴，华界之追，从实践中引进中国从来没有的学说与认识，市民意识逐渐得以养成和增长，这是上海社会先进于全国的关键所在。地方自治运动之收宏效，华人参政运动之与日俱进，皆端赖于此。”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大量劳动力的结集，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不仅为城市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准备。

上海人总是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历史的教训，对城市建设、对外贸易、金融投资……也是一样的。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

殖民地的“破坏性使命”主要表现为对殖民地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上。但由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同，各个殖民地的历史情况、殖民对象、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因此殖民地所受的影响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别。殖民地的“建设性使命”，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积极意义，通常表现为以下方面：宗主国通过向殖民地输出价值观，输出资本、技术包括运作模式和制度设计，并为此进行基础建设，包括现代化的港口、铁路、道路、通信等，同时还会建造医院、学校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公共空间，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把原本落后的殖民地地区带入了市场经济领域。

180年前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化过程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英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