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上海期《语丝》的主题思想

摘 要：《语丝》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发表散文为主的文学刊物，是鲁迅、周作人主办的。《语丝》在1924年11月创刊，1930年3月在上海停刊，共有260期。《语丝》在1927年12月从北京迁往上海。本文主要分析上海期《语丝》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语丝》；国民性；批判

《语丝》这时的主题思想没有北京期丰富多样，内容也没北京期充实，也缺乏了一些历史的厚重感。上海期《语丝》的由北京期的同人性质转向了非同人性质。作家群开始离散，也导致作品的主题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对革命文学及革命家的批评

《语丝》在上海期，与革命文学家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语丝》最后的辉煌。创造社在这时候走向了“革命文学”的道路，倡导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文学理念。“革命文学”很快在全中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一股阵容庞大的文学潮流。这时的《语丝》作家和革命文学家围绕反对文学成为革命的工具和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语丝》作家在和革命文学家论争的同时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关于革命文学的相关理论，以此来纠正中国“革命文学理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鲁迅作为这个时期的《语丝》最主要的作家之一，他在这时的批评最具代表性。他和革命文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这样批评革命文学及革命文学家：“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艺术的武器，实在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的到来。现在创造派的革命文学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虽然不得已而玩着‘艺术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艺术的非革命武学家也玩起这玩意来了！”[1]鲁迅这是在批评革命文学的不抵抗和空喊口号的理论。他提倡态度鲜明地和敌人针锋相对的战斗精神，大胆揭露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现实。鲁迅在给茅盾的《文艺与革命》的回信中：“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2]鲁迅在这里对革命文学的宣传性进行了批判。他批评革命文学只会口水战，这样的文学在鲁迅看来是无价值的文学。这场论争最后以双方建立共同的组织“左翼”而结束，走向了“抗日救亡”道路。

《语丝》中韩云浦、高岚、秦川、支凡等也参与了革命文学的论争。这些都是和鲁迅关系比较密切的青年学生。韩云浦在《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批评创造社把革命和文学拉到一起的荒谬做法。高岚在《面包与面包师》批评创造社打着举革命文学的幌子，对郁达夫和鲁迅进行攻击的做法。《语丝》还有一些杂文对很多土豪劣绅及封建卫道者挤入革命行列，破坏革命的批评的行为进行批判，揭示革命的不彻底性。

2 对国民党及其统治的社会黑暗进行批判

中国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社会处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中。《语丝》对当时国民党制造的各种社会黑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虽然这时的《语丝》延续了现实主义的特色，但是这时《语丝》因为“语丝作家群”的分化，批评的队伍小了，批评的文章也相应减少了很多，仅在随感录等极少的栏目中延续了社会批评的主题思想。但这也能充分说明《语丝》作家群对当时社会恐怖的一种反抗的态度。

野人在《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说：“‘赤化，‘共党等名词，很容易加在你的头上，死了都还没人敢替你伸冤……这类，连人道主义者都噤若寒蝉，啊！‘这是怎么樣的一个世界？”[3]这是对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批判。这样的恶劣行为对无辜的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国民党甚至采取了“宁肯错杀一百，不肯漏网一人”的残酷措施。这种行为导致人们都害怕“赤化”，社会处于白色恐怖中。国民党这种行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失去了民心。

国民党当时的统治使人们失去了言论自由。狷在《现在的时代》中批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中国的现状还不如五四以前。国民党试图让人们都做顺民，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严加控制。这种氛围下敢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恶劣行径的的很少。《语丝》还算是这时中国思想比较激进的刊物。

周作人虽然已经声明不再和社会对抗，过闲适的文人生活，思想进入消极阶段。但他在这时的《语丝》上还是发表了一些批评国民党的文章。他在《青年脆》中对国民党滥杀无辜的批判：“近两年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4]他批评国民党这种滥杀革命青年无人性的行为。他不甘心做无关世事的纯学问，写闲适的小品文。他也在《欧洲整顿风化》用外国人的反动实例批评中国的反动统治，青年们应当学外国人怎样反动。周作人在《“三一八”的死者》中批评国民党与自己合作的共产党为敌，不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为敌。国民党不站在人民的立场，反而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友，这种恶劣行为应当得到惩罚。周作人在《国庆日颂》中提倡追求自由的生活。周作人在这几篇文章的思想是激进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出批判国民党的呼声。

林语堂在《箭拂集序》中对自己的思想变化作了描述：“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这自然有种种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龄的不足，只能怪时间与自己。一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业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觉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5]这是林语堂怀念作为勇士的自己，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批评。因为社会得不到拯救，林语堂对国民党失望，所以后来他只好选择做了顺民。

上海期《语丝》中也有一些对社会批判的诗。诗歌也担负着社会批评的职责。许钦文的6篇小说表现人们生活的无奈与痛苦及人们对社会的反抗。茅盾的《号声》、《拾来的一封信》、《回家》等几篇小说主要表达了对社会黑暗和国民党的批判。

3 对国民性的批判

本时期《语丝》一些作家继续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批判。这时的中国人民的国民性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改造国民性的任务仍然很艰巨。《语丝》也承担了批判国民性的社会任务。周建人这时是批判国民性的代表，发表了很多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在《语丝》上。这时鲁迅也偶尔发表一些批判国民性的文章。

周建人在《什么注意能祸中国呢？》中对国民祖先崇拜进行批判。他在这里批判不与时俱进，思想不进步的国民性。这种思想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慢慢遭到西方国家侵略。他认为我们应当早日根除“祖宗崇拜”，这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周建人在《帝国主义者的偏见和中国人的恭顺》中对国民奴性和恭顺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人要想不被别人看清，首先自己要自立、自强。周建人在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在两位哥哥的影响下也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周是三兄弟聚集在《语丝》上，表达着他们共同的批判国民性的心声。

鲁迅在上海期《语丝》上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他也在这上面发表了一些批判国民性的文章。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批评文学界互相斗争和争名夺利的现象。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批评国民的自私性。西屏在《偶像与奴才》中对中国国民自卑和内讼的批判。他同时也认为这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因为中国古代是世界上有名的泱泱大国，所以自古就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思想守旧。中国人骄傲自大中看不起外国人，也慢慢落伍于世界各国。吕日升在《进行曲》中对国民孱弱的批判：“‘孱头们，哈哈，你们是多么孱头！……你们没有灵魂，没有肉体，连影子也没有。我要笑，哈，哈，哈……”[6]他讽刺中华民族的孱弱性，让国人惊醒。中国人的国民性在那个年代的确需要改造，这样中国逐渐进步，逐渐强大起来，摆脱帝国主义蹂躏的历史命运。

林语堂在《萨天师语录》中用萨天师的口说出了很多中国社会现实，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价值。

4 对封建思想的批评

周作人在上海期《语丝》上发表了几篇对封建残余思想进行批评的散文。他偶尔在随感录中发表一些批评守旧思想的散文，表现了他对封建残余思想的不满。他在《封建思想》认为民国以来中国还没有完全铲除封建思想。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反封建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但是因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处于白色恐怖状态下，很少有人对革命未完成的封建残余思想进行批判。

周作人在《杀奸》中：“表面是中华民国，也有了民国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还是大清朝或以前的头脑，确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奸该死。”[7]周作人批评中国人思想守旧，顽固不化。这时的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依然处愚昧中。這种愚昧是鲁迅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极力批判的。虽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但“五四”时代的提倡“民主”、“科学”口号仍然没有落实到社会现实中。那时的民国依然沿用封建社会的法律，人民仍然处于没有自我、没有权利意识的奴性状态下。

这时的《语丝》虽然没有北京期批评意识强烈，但在当时极左的白色控制氛围中，仍然坚持文人仅有的敏锐，发出批评的文章，也充分显示了《语丝》的批评风格。《语丝》成立的宗旨就是在社会中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后期的《语丝》也在一直坚持最初的理念，于社会各种黑暗现象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参考文献

[1]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11期

[2]鲁迅：《文艺与革命》，《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16期

[3]野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2期

[4]周作人：《青年脆》，《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40期

[5]林语堂：《箭拂集序》，《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41期

[6]吕日升：《进行曲》，《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21期

[7]周作人：《杀奸》，《语丝》[M]，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882年版，第四卷48期

作者简介

赵西芝（1984-），女，河南商丘，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助理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