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史观之外的选择

时间：2024-04-25

赵朝阳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西方中心史观对史学研究造成的局限，指出了现代史学背后隐藏的文化霸权逻辑，其实是对非西方历史意义的歪曲。本文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采取本土化、当地化视角研究，有助于更为全面客观的还原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意义，对于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史学叙事具有重要

价值。

关键词：本土化研究；西方中心论；史学叙事

1 引论

不同社会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不同，而当今的史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西方现代史观，这种建构对于异文化的当地人来说，他们的历史的解释并不必然同于此。对其他异文化社会的历史研究过程，实际上是研究者把他们赋予“历史意义”的过程，这种意义并不是他们的自身生发的，而是外界给定的。人们通过赋予他们一个自身之外的框架，使他们变为可以理解的，成为我们的意义领域，但对他们而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此，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史观遭遇到历史相对主义的挑战。是否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对所有的社会都客观真实，还是任何一种历史都仅是一种特殊文化场域中的特殊历史。

要回应这个问题，在史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取向，一种是坚持历史普遍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上，超越西方中心，以全球史观为代表。另一种是坚持相对主义史观，以本土化历史研究为代表，主张必须把历史严格限定在某一历史场域中，才能进一步谈论历史的真实性，任何把历史的意义解释超出了这一场域的做法，都不可能真实。

本文认为，即便是全球史观也由于在理论前提上接受了西方现代史观对历史真实性的假设，而受限于西方中心论，无法真正有效地理解本土化的历史，从而成为文化霸权的另外一种表达。本文认为在历史研究中采取当地化视角研究，有助于文化理解交流，解決异文化研究的矛盾，并指出史学写作的本性虽然无法避免片面性，但当地化研究的视角对于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史学叙事具有重要价值。

2 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与历史意义建构

全球史观作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研究取向，主张书写大范围长时段的全球历史，争取一种客观的、人类的历史，做到不偏不倚①。这种全球史观面临的问题是，这种历史都无法触及微观历史中的意义问题。

关于长时段的历史，布罗代尔是代表人物，他主张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这也是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中所作的尝试，全书分为最长时段的环境史，平缓的社会史及传统的事件史。②但这种历史的问题在于历史客观性无法进入到微观的历史意义领域。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重现》中说③，年记史记载的是实在的过去，以超越的上帝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这样的“历史”没有主体的参与，更加的客观，但却更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法律制度无涉及”，不属于历史。

而编年史尽管有了主题，有更高的综合性和叙事的连贯性，但仍缺乏对一系列事件的“意义”的概括性结尾，是一种“有故事没结尾”的“历史”。二者都是对于事件的描述，并渴望获得客观性和全面性，但是，正如海登·怀特所说人类还有一种对意义的强烈渴望。“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加想知道这种发生的意义。……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历史编纂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④赋予历史意义的冲动，使得历史学家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对事件的简单记录，在对事实挖掘中，他已经以自己的理解赋予了历史事实以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意义的出现，是一种人为的建构。

历史意义建构贯彻于整个历史学编纂和研究的始终，都沾满了主观的色彩，无法真正做到绝对的客观。在历史的编纂过程中，对客观事件进行记录，转化成历史事实，就是一次语言学上的建构。语言对事件的描述，不管以上帝的角度还是个人角度，都无法避免语言的前提设定，那些在记录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语言系统，是记录者无法绕开的。单个记录向综合而成的事实的转换是又一次建构，即使研究者以实证的精神，在充分研究了有关的文献记录，并加以考证每个记录的正确性的情况下，历史学家获得了一个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的、有序的、可以理解的历史事实。⑤

历史学只能获得相对的历史真实性，海登怀特将这种真实性看作是“史学叙述的真实性”，它根本上是一种将烦乱的历史事件赋予意义的过程，而绝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什么，过去的存在是什么，无从认识，也无须认识，历史的价值在于意义的探寻和理解，史学追求的境界也就是史学叙述的真实。

对历史意义的叙述，这在人类学研究大师列维·施特劳斯来说同样是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写到：

自认为是通史的历史，仍然只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在这些历史内部（并在这些历史之间），空缺之处比充实之处要多得多。……就历史渴望追求意义来说，它必不可免的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群和人群中的个人，并使这一切作为非连续的形象，在勉强充作背景的连续体前面突现出来。一部真正完全的历史将取消自己：它的产品等于零。……历史绝不单是历史，而是“为……的历史”（lhisttoire-pore）。它是片面的，……其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片面性。⑥

历史知识的获得，总是伴随着研究者的取舍，这种取舍过程是赋予意义的过程，没有意义就没有历史。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只能是虚假的历史。若没有抽离和整合，历史知识同现实就一样的混乱。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客观的历史世界片面化的过程，意义化即是片面化，全面的历史其实无意义。因此这种历史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片面性的史学。依据不同的意义范畴的选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观，“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线性进化史学、文化霸权史学及超越中心的“客观史学”，可将其统称为观点的史学或立场史学。

问题在于，如今支配历史研究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史学形态，而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该史观背后遮盖的西方文化霸权逻辑。关于这一点，萨义德在《东方学》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⑧里揭露的十分清楚：

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不只是一种学术的或公众的陈词滥调，完全相反，它揭示出东西方之间存在的本质的、历史性的权力关系。与东方有关的知识证实、增强或深化了东西方之间这一不平等的关系……于是，从整体上认识就是去认识这一不平等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的主动权一直控制在西方人的手中。⑨

西方现代史观视野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世界融合为一体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站在西方界定的现代性立场来界定的历史观，它逐渐地被其他社会所接受，从而使这一历史话语及一整套的文化意义成为一种文化霸权，成为衡量世界的价值标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之间同类相食（对更多的社会来说只是作为被食者），站在另一角度，便称其为文化的“融合”。⑩

虽然为了克服这种站在某一方的“为我”的历史的片面性，而努力的追求某几方的“为我们”历史的客观性，这种将一变为多的立场，只是将具有差异性的多个的一混合起来，其本身仍然是彼此隔绝。他们之间共同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属于谁，是属于两者还是谁都不属于？为克服在我自己与他们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付出的代价，就是将这个（如西方）历史意义范畴强加给其他社会，最后导致的便是同类相食：

历史意识把关于他人的形而上学功能给予了巴布亚人。由于把后者变为工具的地位，勉强合乎它的哲学胃口，历史理性就委身于一种理智的同类相食，这种同类相食对于人种志学者来说比真正的同类相食更令人厌恶。

西方现代史学使用的一整套标准，无不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权力不等，同时这种史学还在继续生产着新的权力等级关系，为此权力等级加以辩护、证成。在此基础上的客观史学更是无从谈起。

3 本土化研究的史学尝试

在历史的写作中，若要克服这种西方现代史观的局限，我们应尽量采用当地人的世界意义去写当地人，而不是强加于一種外在的价值。

如在萨林斯《历史的隐喻和虚幻的现实》一书中，英国探险队长库克船长率领船只来到夏威夷，上岸以后，却被夏威夷人视为他们神话体系中的神灵“罗诺“，并给与隆重待遇。但是当他的船队遇到风浪，再次回来之时，却完全超出了当地人的神话理解范围，在他们的神话中，“罗诺”不应回来，于是将他视为不祥之物，最后在暴力冲突中，将他杀死。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事件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和立场中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从而具有不同历史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立场性和片面性。

正如在写这段历史时，我们努力地争取客观全面，把它写成既是夏威夷人的历史又是船长背后的欧洲的历史，但我们如何写出一部历史包含对两者意义的真实解释，而不只是两者的机械并置和拼合。是否存在一种第三者的客观历史，超越于两者的单独意义之上，达到理解二者的目的？

柯文在他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尝试。他从三个立场和角度，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做了研究，从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义和团期间亲身经历者的角度和义和团以后的各个时期被神话化的义和团的角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研究，从而同一段历史呈现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第一种是我们史学家建构的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力求在他们的世界和当代人的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二者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沟通” ，事实上的工作就是翻译的工作。第三种是神话制造者的编造的历史，为了各自的特殊目的，将历史作为服务目的的工具有意地进行制造。第二种是经历者的历史，则相对主观的个人经历感受的描写。由于史料的局限，只能得到零碎的一些片段，这是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的。

在此主要从经历者的历史可以看到，不仅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使用叙事，就是在亲身经历者的经历中，也是一个叙事化的过程，有对事件的叙事还有对个人的叙事，经历是与语言叙事难以分开的。从这个角度说，史学家的历史编写，有其同质性的一面，二者之间不是实在与抽象的分离。现象学也可以从此得到印证和启发。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些学者主张一个社会的文化象征体系有独立的特性，就是社会成员的真实生活。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要作的，不是去证实“异文化”的符号特质和西方文化的非符号理性，而应发明一种文化概念，把思想和物质、唯心与唯物等古代二元论丢在脑后，是文化意义的探讨，优先于对实际利益和物质生活的探讨。列维斯特劳斯也说，他们为自己树立的形象是他们的现实存在的基本部分，进而要去探求他们的头脑中的结构意义。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生活中的戏剧化和表演性的一面，生活与表演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区分彼此。

这种当时人的生活和文化，是一种纷繁复杂的多层次意义，要想真正的理解当地人当时人的历史，并不是某一单一的视角所能把握。正如格尔兹在他的《地方性知识》中所说：

理解本地人，……理解其内部生活的形式和压力，更像掌握一句谚语，抓住一个环境，看到一个玩笑，或者像……阅读一首诗，形成一个文化的礼拜与思想的交流……

任何历史都是一部立场的历史，片面的历史。尽管它们都没能做到史学叙述的真正的真实性，而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片面真实，但我们不是要取消这种历史，恰恰相反，只有这种历史才是历史的价值，历史的性质就是赋予历史现实以意义。

但是，这种意义的探寻过程却是充满了荆棘曲折，丰富多彩，却也有规可循。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有各种意图的神话制造式的历史，有相对客观的局外人的历史，还有从经历者本身出发的历史。我们努力的摒弃神话式的历史，追求相对客观的历史，以通古今之变，但作为一种对经历者的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潜力还相当大。

注释

①参见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7th edition，by L.S. Stavrianos，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②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前言，参见英文版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Ⅱ，trans.Sian Rian Reynolds，2 vols.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1974.

③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文津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至32页。

④海登·怀特：《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7月第1版，第24页。

⑤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纂是艺术还是科学》，事件是指作为一个时空上发生過的事情，事实是一个以论断形式对该事件的陈述，详见《书写历史》，第24页。

⑥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282-283页。

⑦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⑧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

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327页。

⑩关于后殖民主义批评可参见：Matthew Liebmann and Uzma Z.Rizvi，Archaeology and the Postcolnial Critique，Littlefield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Rowman，2008.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83页。

萨林斯：《历史的隐喻和虚幻的现实》，转引自，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柯文：《历史三调》，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柯文：《历史三调》，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