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波斯坦的“新人口论”

摘 要：以波斯坦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新人口论”，认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人口论”一度被视为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权威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论逐渐遭到了学界的多方面质疑，从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到该理论的部分立足点，再到对14世纪英国经济走向衰退的解释等，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人口论”做出了修正。尽管“新人口论”因为过分强调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而遭到批判，但是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关键词：波斯坦；新人口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剑桥大学波斯坦教授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以人口数量的变化为中心，对中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解释，他们的学说被后人称为“新人口论”（或“新马尔萨斯主义”）[1]。该理论自问世以来，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拟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对波斯坦的“新人口论”进行简要评述。

波斯坦的“新人口论”，以人口为理论核心，认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据此，他将西欧的经济发展分为了两个阶段：从11世纪到13世纪，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压力增大，一些次等的、不太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地被人们广泛开垦。由于农业经营所获取的利润较高，许多修道院、领主都扩大了自己的耕地面积，庄园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地价的高涨，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到了14世纪，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领主之间对日趋匮乏的劳动力进行争夺，进而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劳役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最终促使领主完全放弃了农奴制。此外，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土地价值的下跌，引发了大量抛荒。农业经营获取的利润低，农业发展进入了衰退期。直到中世纪晚期，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才趋于平衡，并再次恢复发展。

波斯坦的人口决定论问世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一度成为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权威理论。一方面，他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他在波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将其提出的两个阶段统称为“第一个农业周期”，并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也适用于“第二个农业周期”（1450年至1720年），即以1650年为界，农业的发展由盛转衰。[2]勒华拉杜里的农业循环发展论是“新人口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波斯坦的理论也逐渐遭到了学者们的批判和质疑，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反对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波斯坦似乎夸大了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口的变化不应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就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人口增长能影响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力量。讨论人口所起的作用，必须结合当时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进行。”[3]其他学者更强调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布伦纳发表的《前工业欧洲农村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4]一文，通过对比英国和法国农村的阶级结构，认为这种阶级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结果。希尔顿的《封建主义的危机》[5]一文强调对中世纪晚期封建主义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农奴与地主的阶级斗争。布瓦在《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6]一文中，则指出“波斯坦和勒华拉杜里……应该为了在中游而停止人口学的过程，以及为了不把人口学的因素并入包含一切的整体，即社会经济制度，而受到批评。”

第二，波斯坦“新人口论”中的部分立足点及结论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波斯坦认为，“从整个中世纪来看，农业技术水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静止状态”，并且“它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7]而坎贝尔通过对13、14世纪东诺福克郡部分领主私有地的耕作状况、牲畜养殖率以及豆类作物的种植状况等的研究，表明“首先，在13世纪后期，存在能够提高英国农业产量的技术……第二，在中世纪欧洲，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处在农业发展的前列……”[8]基斯科珀罗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技术变革：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的批判》一文中，强调了农业技术的发展，认为“农业技术水平是农作物产量的主要决定因素”[9]。贝利在研究“边缘地区”的开垦时，也认为“人口-资源模式的结论过于悲观，它低估了中世纪农业提高生产率的能力……”[10]。

此外，学者在对与市场的联系、庄园管理者的形象等方面的研究[11]也表明，13、14世纪的英国领主和农民在推动生产发展方面并非波斯坦所描述的那么悲观和不灵活，相反，他们有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庄园管理者为例，他们对于天气或是价格方面的变化非常敏感，当市场上供需出现变动时，他们会相应地更改种植的作物品种。

第三，波斯坦仅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对14世纪英国经济走向衰退进行了分析，这一单一的视角也遭到了后代学者的批判。以自然环境的变化对14世纪英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为例，环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坎贝尔在《作为历史主角的自然：前工业时期英国的环境与社会》[12]一文中，通过展现环境对14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生产状况、物价、工资等的影响，强调在社会和经济变迁的研究中，“自然”因素的重要影响。在《自然冲击、生物危害以及人类的影响：再论14世纪的危机》[13]一文中，他重点分析了14世纪上半叶的生态环境背景，再次强调了外部的环境因素在14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中起着更为重要和直接的作用。斯通在《14世纪早期英国干旱的影响》[14]一文中，通过对14世纪20、30年代早期60多份庄园账簿记录的分析，也指出当时的干旱对作物的收成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受灾区域出现了一系列的疾病，死亡率上升，人口总数下降。

自波斯坦的“新人口论”问世以来，学界对它的讨论一直很激烈。随着更多新材料的使用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等，“人口-资源”的解释模式已经无法再维系其曾经的地位，但笔者认为并不能就此完全抹掉该理论的历史价值。一方面，波斯坦的相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界对中世纪封建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其中，对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相关研究更是引发了著名的“布伦纳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对于后世学者来说，要研究中世纪经济史，必然不能忽视波斯坦及其相关的论著；另一方面，尽管“新人口论”因过分重视人口的决定作用而遭到广泛批判，但是正如希尔顿指出的，在社會经济的变化中，谁忽视人口因素，谁就会是一个完全盲目的历史学家。[15]要准确阐释中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不能忽视人口的变化，但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所创立的关于人口增加与食物增加速度相对比的一种人口理论，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波斯坦本人否认自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并在与别人的辩论中提出了自己与马尔萨斯的观点的不同之处，详见M. M. Postan and John. Hatcher，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Past & Present， No. 78 （Feb.， 1978）， pp. 24-37.

[2]E. Le Roy Ladurie， “A Reply to Robert Brenner”， in T. H. Aston， C. H. E. Philpin ed.，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 101-106.

[3]科斯敏斯基，《十一至十五世纪英国封建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1956年第1期。转引自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1-382页。

[4]R.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in T. H. Aston， C. H. E. Philpin ed.，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 10-63.

[5]R. H. Hilton， “A Crisis of Feudalism”， in the Brenner Debate， pp. 101-106.

[6]Guy Bois， “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 in the Brenner Debate， pp. 107-118.

[7]M. M. Postan， 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 Cambridge， 1973， p. 17； M. M. Postan and John Hatcher，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Past & Present， No. 78 （Feb.， 1978）， pp. 24-37.

[8]B. M. S. Campbell，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Eastern Norfolk”，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36， No. 1 （Feb.， 1983）， pp. 26-46.有关Campbell对诺福克以及地区史的其他研究，可参阅：B. M. S. Campbell， “Arable Productivity in Medieval England： Some Evidence from Norfolk”，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3， No. 2 （Jun.， 1983）， pp. 379-404； B. M. S. Campbell， Kenneth C. Bartley and John P. Power， “The Demesne-Farming Systems of Post-Black Death England： A Classificatio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44， No. 2 （1996）， pp. 131-179）等。

[9]Harry Kitsikopoulos，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eval England： A Critique of the Neo-Malthusian Argu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44， No. 4 （Dec.， 2000）， pp. 397-449.

[10]Mark Bailey， “The Concept of the Margin i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2， No. 1 （Feb.， 1989）， pp. 1-17.

[11]參阅：J. A. Galloway， “Londons Grain Supply： Changes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ranco-British Studies， 20（1995）， pp. 23-34. B. M. S. Campbell， “Matching Supply to Demand： Crop Production and Disposal by English Demesnes in the Century of the Black Dea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7（1997）， pp. 827-858； D. Stone， Decision-making in Medieval Agri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

[12]Bruce M. S. Campbell， “Nature as Historical Protagonist：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3， 2（2010）， pp. 281-314.

[13]Bruce M. S. Campbell， “‘Physical Shocks， Biological Hazards， and Human Impacts： The Crisis of The Fourteen Century Revisited”， in S. Cavaciocchi ed.， Le interazioni fra economia e ambiente biologico nell Europa preindustriale secc. XIII-XVIII （Florence， 2010），pp.13-32.

[14]David Stone， “The impact of drough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7， 2（2014）， pp. 435-462.

[15]R. H. Hilton， “A Crisis of Feudalism”， in the Brenner Debate， pp. 101-106.

作者简介

江丽（1993-），女，汉族，湖北潜江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区国别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