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发展模式分析

宋业臻

摘 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直接引发了苏联的解体，其可以视为由一党制转向两党或多党制的改革过程，本文通过研究其改革背景、过程、改革后的政治发展路径，还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模式的发展路径。

关键字：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发展

1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分析

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背景主要由勃列日涅夫時期与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共执政措施奠定，笔者首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措施与形成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整理如下：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权力结构的演化过程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的中央权力结构更加偏向于集体领导制，主要领导人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三驾马车”，该结构的确立是自1964年12月9日，波德戈尔内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起正式确立。而该结构的构成则是由担任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波德戈尔内和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三人构成。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状况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队伍以干部职务终身制为最大特点，具体数据如下：

从上述图表可以分析得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队伍的特点是老龄化严重且由于长期的干部稳定与固化，形成了干部中的特殊利益集团。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政策

勃列日涅夫时期初期的经济政策主要形成于1964年11月16日的中央全会，其内容是：

1.农业党组织与工业党组织合并

2.撤销地区经济委员会，改为垂直领导

据此两条主要措施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央机关对于经济事务管理权的收回，即在经济事务管理上进行集权管理，在前述“三驾马车”的中央权力结构破坏之后，更加加强了对于经济事务的“条条专政”与行政命令制，愈发体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到1972年，苏联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发展下滑趋势。

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的安德罗波夫时期，即1982年5月中央全会之后，任命安德罗波夫为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在1982年11月10后，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正式继任。在安德罗波夫期间，其各方面的措施主要是：

1.初步措施：整顿纪律，打击腐败。

2.经济改革：（1）、加快完善经济领导各环节：管理、计划、经济机制

（2）、扩大企业、农庄的独立性、自主权

（3）、反对纪律松弛、无人看管情况

3、干部组织：清除贪污腐化干部，任用政治成熟、业务内行、积极主动的干部。

从安德罗波夫的具体改革措施来看，并未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权力结构、干部组织与经济管理体制有大规模、根本性的改变，仅仅是在原有的制度结构基础上，对于其中执行不力的环节进行修正，从内容上看，无论加强管理还是清除腐败，均为对于执行层面的修正与促进，而非根本性的变革。 仅在经济措施中的赋予农庄和企业自主权问题上，对于勃列日涅夫的措施有所实质性修正。

2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分析

本文首先整理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历史线索，其过程如下：

在改革初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3月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开始，到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截止，在这个阶段，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组建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体，二是对群众进行了自身革新方针的大力宣传；第二阶段是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开始，到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主要进行的是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履行职责之初，首先进行的是工作作风改变，如：去个人崇拜的一些措施如禁止悬挂戈尔巴乔夫本人肖像，新闻中措辞不提总书记指示只提是中央全会决议；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整顿干部队伍秩序，撤销庞杂的委员会体系等。

从构成上看，这些主要领导组成的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占政治局力量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主张也于1985年4月23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即“加速经济发展战略”的“四月全会路线”。

到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政治报告，其中引出了1985年中央四月全会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针”的内容。其中关于“加速”的内涵如下：

而在这一阶段的重要措施是党取消了过去某时期不准批评的禁区，取消了免受批评的特殊待遇，而这两项措施在实质上突破了二十七大的决议框架，而突破的方法则是靠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分析看出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进度开始加快，自此开始不断强化推进改革的力度，不断突破集体决议的框架限制；另一方面看，改革的主要推动动力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威信。

2.加深社会主义民主与发展人民自治的强调

这一观点的推出，笔者整理其内容，分析得出其核心和实质是推动群众的政治参与过程。在这个参与扩大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虽有完善参与制度的设想，但是实质上的发展并没有将扩大后的群众政治参与纳入一个强烈规范认同的过程中，而是走向了不受限制的舆论批判这个状态下。主要依据来自于1987年1月《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问题》，内容具体如下：

完善苏联的选举制度

不应有不可批评的禁区，应当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开性

完善选举制度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而且这个完善的过程，应该在进行社会动员扩大群众政治参与之前就完成，才能够保证扩大后的政治参与稳定有序地进行，但是在具体措施出台之前，就同时进行扩大政治参与，放开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又相比选举进行与发展更加简易，也更加难以控制。在这个过程中，苏共中央对于言论的态度，由极端严格的控制直接走向极端自由化，不加任何限制，则造成社会反映剧烈是一个必然的状态。在言论批判中，主要参与者是持自由化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在变化剧烈的社会环境下，这一群体通常反应剧烈，有极强的政治参与热情，而观点也容易走向极端化方向。在批判的内容上，也逐步激烈化，逐步走向了对于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

3.权力多元化与淡化意识形态倾向的兴起

这一内容并未体现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谈话中，而是戈尔巴乔夫的行为间接上产生了这种效果。主要是体现于戈尔巴乔夫取消了对于萨哈罗夫的流放，将其接回，并允许其发表一系列的政治观点。如萨哈罗夫在《改革不可避免》中所提到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苏联缺乏的是权力的多元化，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接近。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行为间接上形成的效果就是使得权力多元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得到发展蔓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生实质性的方向转变是在苏共1987年6月中央全会后，其中六月中央全会的改革主要思路是：

从上述措施构成上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一组矛盾，在推进经济改革时，实行集中领导，即通过集权的方式强力推进改革，在形成适应现实的制度后，促进经济良好运行，但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同步推进了自治的发展，即推进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此二者在具体执行层面会存在较大的张力。在集权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工作是一步步推进的，各种复杂的关系是一步步进行调整的，故时常会发生暂时性的利益被剥夺者会阻挠改革进程，或者对于中央政府有较大的怨气和不满，在这个时期在无确定参与制度的情况下，扩大政治参与的结构就是造成这些利益被剥夺者利用政治参与来宣泄不满和阻挠改革。而从中央政府的视角来看，自身的改革政策也时常无法正常有效推进，而在归因分析过程中，则可能归于政治体制本身的问题，从而在后续改革中，改革方向由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步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具体的表现如：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充分揭示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两个关键问题决定改革命运：一个是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一个是经济的根本变革，而首要任务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同时这一段话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本身是一种超阶级的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强调这一价值取向本身起到了淡化意识形态的效果，淡化意识形态则淡化了意识形态对于具体措施选择上的制约效果，也是后续改革措施不断激进化，缺乏有效制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接下来的过程是戈尔巴乔夫将社会民主化由构想变为实际的一步。其标志是1988年6月28日的苏共十九大。在此之前的4月11日到18日的全国州委书记和各共和国书记会议中，主要进行的是两个问题的讨论，即党的民主化和建立法制国家的问题。在十九大报告中，政治改革的目标框架如下：

这些措施从内容上看，主要思路仍是进一步推进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在参与制度化的内容上几乎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群体的行为混乱、无序，到导致参与行为一步步走向激进化和极端化是必然的过程。

在接下来的苏共全国19次代表会议中，再次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同时提到了自由选举的问题。在这一阶段，有一个关键性的环节，这一环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修改宪法第6条，即放弃苏共对于政权的法定领导权，实行多党制、总统制、政治多元化。另一个是在全国性的选举阶段，中央机关架空了书记处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对于这一阶段的描述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照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中。”“发动组织社会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孤立最保守的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推进改革思路仍然是重点集中于政治参与的扩大，通过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强力推进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力量缺乏有效的领导，即苏共在两方面原因下无法领导这股力量，第一修改宪法后，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在法理层面丧失，第二在实际执行层面，由于中央书记处的履行职责缺位，造成事实上无法对于社会力量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扩大后新加入的这部分力量，走向无序无度的参与，在后续发展中，这部分力量走向极端化，开始攻击苏共历史，动摇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而由于书记处实际活动的缺乏，使得在后续自由竞选里各级党组织均处于被动状态，消极应对竞选方在媒体上对于群众的争夺。

下面一部分从改革中产生的各派视角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

第一部分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期间，提出的改革“七条纲领”，是无所不包而又突出上层建筑方面的。而雷日科夫认为“1985年时，加速一词的含义被急剧扩大了，雪球滚下斜坡了”。与雷日科夫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利加乔夫。故，第一部分的分歧主要局面是：

而支持叶利钦的主要力量，是民主派跨地区成立的议员团。从叶利钦的支持者跨区建立组织与叶利钦的竞选口号来看，当时的群众最主要需要还是在于生活水平方面，而并非广泛的政治权利。

3 结论

参考文献

[1]《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毁灭》谭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2]《国民党在台湾土改评析》才家瑞

[3]《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 王尊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4]《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1987年第2期

[5]《大动荡的十年》 雷日科夫

[6]《一杯苦酒》雅克夫列夫

[7]《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继续》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一期

[8]《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问题》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2期

[9]《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切尔尼亚耶夫

[10]《新华社莫斯科1986年2月19日综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