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全面对抗走向逐渐缓和的中苏关系

摘 要：中苏之间有过非常友好的合作，也有过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斗争。两国关系从过于亲密到过于仇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大起大落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实属罕见。本文对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总体关系的走向进行成因性、理论性的分析，加深对这时期中苏关系的整体理解，对当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苏关系；对抗；缓和；理论分析；经验教训

中苏关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经常受国际环境、强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相应地改变其轮廓。与关系破裂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一样，两国关系的缓和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1 中苏关系由全面对抗走向逐渐缓和的必然性

在中苏关系发生激烈对抗，冲突达到顶峰时，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认识到冲突的危险性，开始寻找发展中苏关系新的模式。因此，以下四个方面的形势变化都显示了中苏关系由全面对抗走向逐渐缓和的必然性。

首先，1950年2月建立的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1979年，北京通知莫斯科：1980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尽管长期认为这是时代的误会，但同盟条约的签订的确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和共同敌对的愿望。在苏联看来，中国抛弃了同盟条约，同美国和日本打得火热，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眼中苏联是亚洲的主要敌人，因此，苏联也要相应行事。

第二，苏联面对的，已不再是外交上孤立的中国。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不断扩大的中国同西方的合作范围——这一切都挫败了苏联孤立中国的努力。中国对西方的开放，使得苏联不断地重新估价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因为中国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技术和武器将使它成为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这一变化将诱惑美国打所谓的“中国牌”，并且联合中国的力量向苏联在太平洋西北、南亚，甚至可能还有东欧的利益挑战，这将对苏联的外交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由于中国的特殊性和对远东利益的考虑，苏联必须保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需要把已经紧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民用转到军用，从欧洲转到苏联的亚洲部分。在60年代，中国在军事上相对容易对付；而在70年代中国核实力的崛起，使苏联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时代已经过去，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安全争论甚至将更难解决。

第四，在边界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不愿意向中国作任何让步，特别是在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煤和金属矿藏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当全球性原材料竞争加剧之时，莫斯科没有半点理由放弃对每一块有潜在价值的地区的控制。在边界问题上，苏联人的态度越僵硬，他们发现中国打算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就越小。

2 中苏关系逐渐转变的理论分析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都来源于近代国际关系实践，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经历了许多国家与国家之间长期交往的经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都经历了：实践——理论——实践验证——指导实践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中苏关系也不例外，中苏关系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背景，但它也离不开当时的国际理论的影响。因此，用以下三种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当时中苏关系为什么会由联盟走向对抗，再走向冲突，最后又趋向缓和的曲折路线？

2.1 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国家体系为何能成功地运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未能成功地实现。其核心是一个体系内，只存在一个中心，才能维持这个体系的运作。在整个20世纪60、70年代的中苏关系中，这一理论体系影响着中苏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自愿接受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这个体系下，新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牺牲了一些国家的利益，如：朝鲜战争。当时苏联为了不跟美国正面冲突，而又为了在太平洋同盟国家抑制美国的攻势，需要在朝鲜战争上有一定的作为。因为中苏是同盟国家，这时中国为了配合苏联的战略目标，出兵朝鲜战场作战，这对于新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

纵观中苏关系史和近代国际关系史，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和苏联，由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从而使两国间的矛盾越积越深，其中霸权稳定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霸权稳定论在对中苏关系的走向发挥着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与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有限主权论”相配合，成为大国控制小国、强国控制弱国的理论工具。苏联要求中国为这个中心出力服务，而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开始摆脱这个中心，打破这个中心的稳定性，从而使中苏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因此中苏的对抗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2 国际利益论

国际利益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基本的理论之一，它是构成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对国际利益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说的话：“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那些利益是我们的职责。”

中苏关系恶化的国家利益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历史上主要是近代沙皇俄国侵吞中国大片领土和篡取过中国东北的一些权益，十月革命后，不仅那些领土成为苏联及今天俄国永久性的疆域，苏联还一手操纵了外蒙古的独立，并一再恢复昔日沙皇在中国东北的那些权益。这里所说的现实中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主要是赫鲁晓夫执政后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即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后来普遍指责的“苏联试图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产生的矛盾，其中主要表现是苏方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合作共建中苏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而遭毛泽东一口拒绝，结果引起赫鲁晓夫单方面中止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提供苏方曾答应给的原子弹样品；与此同时，苏方还批评中方对台湾采取的方针政策，指责炮轰金门、马祖；特别是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又采取藐视中立、实则偏袒印度，之后又随着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的加剧，苏联撕毁合同，撤走苏联在华的全部专家，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从而造成中苏国家间关系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必然趋势。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建交也令苏联不安，如果中美进一步走向结盟，意味着苏联相对美国的优势会丧失，苏联的进攻战略受挫。所以勃列日涅夫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外战略，重新重视亚太地区，争取自己新的利益，在这个角度说，苏联需要与中国缓和。

2.3 博弈论

中国和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跌至谷底，甚至走向战争和冲突；另一方面，它们又维持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相互承认对方。这种奇特的中苏关系在外交史上也不多见。但从全局来把握这段时期的中苏关系，是中苏两个国家之间在进行博弈，并且这种博弈是现代国际理论中的“非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通过合作，都产生了各自的绝对收益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这种博弈在中苏边界问题上尤为突出，一方面对于中苏双方来说都损失惨重，根据伦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估计，70年代苏联在边界地区的军队维持在50个师左右，而中国则维持在70个师左右，数量上中国占优，武器装备上苏联占优。但另一方面，双方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苏两国于1969年重新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到1978年为止，一共进行了9轮。在9轮谈判过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不准备修正其过去的立场，会谈平静地结束了。在整体中苏还没有解冻的条件下，无论结果如何，谈判本身就是中苏关系缓和的标志，双方博弈的表现。

总之，中国与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末的这种“非零和博弈”对于中苏双方来说都是失败的，中苏双方的战略在这个时期，只能是使“亲者痛，仇者快”。中苏双方的博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国际事业都是沉重的打击。中苏间的“博弈”表现的是全方位的。这种“博弈”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在70年代的发展，造成中苏关系的“冷和平”的状态。“博弈论”中的这种对于双方都存在损失的“非零和博弈”在国际关系史上也不多见的。因此，我们更应该认清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经验。

3 结论和思索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今天的中俄关系是当年中苏关系的延续，更是国际关系不断民主化的真实反映。今天的中俄关系就是对过去中苏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现实结果。因此，本文总结了中苏之间对抗与缓和的经验与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 建立国家间平等互利的原则和机制是维持国家关系正常发展的保障

国际关系行为体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时，必然会涉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从而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协调和合作的基本态势。控制与反控制和争夺主导地位及国际影响力是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竞争的主要方式，中苏关系正是如此。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中苏两国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就完成了经济转轨的任务，并且通过四个五年计划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联也处于一呼百应的显赫地位。相比之下，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速度慢、新生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重道远；外交上面临着重返国际社会，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以独立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任。此时的中国非常需要友好支持、帮助与合作，义无反顾地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由于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当双方利益不一致时，就发生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对方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贡恰罗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的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利益服从苏联利益。”总之，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给予过许多的支持和帮助是必须承认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但是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置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位置，控制、干涉他国，尤其是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也是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建立相互平等、互利、合作的原则和机制，是维系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保障。

3.2 妥善处理意识形态在国际利益中的位置是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关键

从二战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二战前，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力量均衡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考虑，国际政治中的力量集团形成，也从未有过因某种思想体系和制度差异而形成对抗集团的现象。二战后，意识形态因素开始注入国家利益的确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地缘政治和均势需要已经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唯一追求，意识形态的不同成为划分国家关系好恶的重要标准。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本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是也因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两国的重大分歧，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模式选择存在不同看法，甚至具体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的国际战略、以及对美国的政策、民族解放斗争等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有些是因为相互之间的国情了解不够所至，有些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有些是属于原则问题。中苏两国在处理这些分歧时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一味突出意识形态利益高于一切的利益，是绝不能回避的根本问题。

将意识形态利益置于现实国家利益之上的选择，极大地影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从而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力量和优势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大大伤害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3.3 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是建立周边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

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安全，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它的边界。安全因素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首要目标和内容。中苏边界问题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难题。近代沙皇俄国从中国手中夺走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且沙俄又越过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占领大量中国领土。

中苏边界谈判经历了一段漫长且复杂的历史过程。苏联宣称其所说的废除一切条约是不包括中俄边界条约，谈判没有任何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是边界问题仍未解决，也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随着两国分歧的加剧，从1960年初开始，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策划和制造事端，边境地区一再出现紧张局势，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中国的一再提议下，1964年边界问题提上两国谈判日程，中国愿意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180起，在处理边界问题上苏联毫无诚意，不仅不提归还之事，变本加厉的为难中国，以至谈判没有结果。

国家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根本是安全，损害了安全利益也就破坏了国家关系的基础。苏联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破坏了中苏关系的基础，成为中苏对抗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对边界问题的妥善处理是建立睦邻互信周边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首要条件。

3.4 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基本特征是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把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国际关系的时代内涵是非常复杂的。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处心积虑地把冷战与反共意识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估计非常严峻，甚至陷入了主观臆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沿袭了斯大林的时代观，在“总危机”、“总决战”观念的驱使下，建立势力范围、进行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长期关起门来搞建设。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整个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空前加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西方世界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分别建立了军事组织北约和华约，建立了经济组织关贸总协定和经济互助会，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方面进行全球性的对抗。而且，为此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战争，包括朝鲜战争等。终结这一时代的是一场局部战争——阿富汗战争。

冷战结束以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行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向全球范围内扩张，和平取代战争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国际社会不再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唯一手段。仅用战争、对抗的办法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已不能完全奏效，和平共处是现实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3.5 领导人的意志和谈判直接影响外交关系的进展程度

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杰出人物，由于其个人的影响能够加速和延缓历史的发展进程，对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俄国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书中支出的那样：“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命运。”

作为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要想真正树立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就必然会在原有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要有所突破与创新。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突出因素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政治斗争的利益和需要，两国领袖个人之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促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的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此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提出了所谓外交领域的“新政治思维”，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从而引起了当今国际关系结构的一系列变化。领导人物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不但要有坚强的意志，还要高瞻远瞩，有理性的思考和判断，运用自己的领导艺术、组织能力、个人威信以及担当起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责任。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历史的教训将成为借鉴。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重新构筑的典范应属中俄关系，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妥善解决了棘手的边界问题，建立了新的安全机制，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实现了相互尊重和平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以“互信求安全、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已经构成，这是历史的进步。

中苏关系已成为往事，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是中俄关系最宝贵的借鉴，对建立理性、务实、造福于两国人民的中俄关系，对当前中国和俄罗斯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展开都是极好的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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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敏（1987—），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