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乌托邦的双重困境

时间：2024-04-25

摘要：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可以说描绘出了一幅由科学家统治的技术乌托邦的途径。培根身处是资本主义早期，他毕生研究研究和提倡科学，渴望由科学知识发展带来的技术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然而在他近四百年之后的时代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却使人类面临困境，一方面是技技术的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可能反过来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使人被技术所控制，或者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或者使人失去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是技术深刻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技术进步提高了物质性的力量，也引发一系列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对政治、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今中国高速发展，也同样面临着技术乌托邦的双重困境，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反思。

关键词：乌托邦；科学技术；异化；困境

培根他在的《新大西岛》一书中，描绘了一个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在书中，培根提出了所罗门之宫的理想，这一理想正是全书的重心所在。这一理想试图“通过采用技术改进、发明、合理化等方法来改造社会的生产基础”，“基本目的是把人类对于自然的控制扩展到极度。按照培根的想法，只有使科学和生产结合起来的经济力量的增强，财富的增殖，才能达到他所孜孜不倦地宣扬的境地”。

培根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兴起，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随之而来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可以说正是他面对的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培根毕生研究和提倡科学，因而他在《新大西岛》中试图构建一个科学家统治的社会，本色列岛正是替代耶路撒冷，代表着人们转变信仰，崇尚进步与技术的象征。

培根当然无法看到在他近四百年之后的时代里，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今天，三次工业革命已经使人类步入了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却也使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深陷于双重困境之中。

1 技术与人类处境的关系的困境

这一困境首先体现在，科技的进步极大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本应作为工具的技术手段，却也可能反过来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或者被技术所控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技术越发进步，人类越发脆弱。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不是人为事物服务，而是事物为人类服务，康帕内拉的技术理想发明正是建立在事物为人服务的基础之上。不过，今日的科学技术或许已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被人类合理利用，从而增进人类的利益，也有可能被人类滥用，对人类造成巨大的毁灭。例如，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力得到了重大提升，却也造成了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因而环保在当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又例如，伴随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核问题备受关注。核能的利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它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可以转化成为核武器，对全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在第二次世界战争之后，核武器强化了各国的安全困境，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因素。想必培根在写作《新大西岛》的时候，也不会料到日后有一种技术，可以制造出一举毁灭他的科技王国的武器。在不同阶段，虽然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影响和作用各异，但总体上在技术的进步的同时，人类在技术面前也变得越发地脆弱。

这一困境其次体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并不必然促进人性的完满，它可能使人的精神生活更加空虚，也可能使人性变得扭曲或堕落。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指出，人类开端启新的能力挑战了一切自然限制，令人惊恐地打开了未来之门，同时在“与世界的疏离”的发展当中，被甚至更高效的生产和消费所独霸的现代自动化社会，促使我们仅仅像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那样去行为和思考，人性由此失去它原本应该闪耀的光辉。

也许在这一困境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当技术使得人类的物质欲望得以满足的时候，人是否就变得幸福？至少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没有来得及，或许也本没有打算探讨这个问题。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美妙的新世界》一书中，作者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讲诉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也许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启发。他描述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胎生被取消，人都是人工养殖成的，并被分为十多个种姓；人被进行潜意识教育，这个世界相信“道德教育都是不能诉诸理智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欲望、满足玩耍的欲望都被得到满足，包括感官电影、听“色唆风”音乐、旅游、游戏和无限制的性生活；过去的历史和文化，爱情、亲情、友情、人情一概被“掸掉”；唆麻，一种最甜蜜的幸福剂，也是最温柔的镇压剂，服下后化解一切烦恼和动乱，被新世界的总统称为“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似乎是在警告我们：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斥着行尸走肉的世界，活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精神生活高度空虚，技术带来的只是令人麻木的“幸福”。

人性的扭曲体现在另一方面，则是人的异化。早在黑格尔提出“客观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提出“宗教的异化”时，异化作为哲学上的概念就已经明确，它指将自己拥有的东西转化为同自己对立的东西，也就是将自己拥有的东西转化为同自己对立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主体被对象化、变成了客体。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

而对于一个身处高度技术化社会中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工具失去了它们的工具性质，人和他的工具以及他的目的之间的界限变模糊了。主宰着劳动过程和一切以劳动方式进行的工作过程的，既不是人的有意图努力，也不是他想要的产品，而是过程本身的运动和它强加在劳动者身上的节奏。”在这里，阿伦特所说的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指与她所说的“生命必然性”相伴随的、人为了自我生存的延续而进行的一系列行为，因而她所呈现的正是技术使得人类异化为工具的图景，也正是反映了“否定自己”、“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的过程。

与人性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主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曾经谈到所罗门之宫里的人造彩虹，这或许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即它是科学对宗教的全面取代的一个象征，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述，彩虹是大洪水之后上帝与人类立约的证明，然而在所罗门之宫里，彩虹却是人造的，完全褪去了其神圣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像培根那样描绘的科技乌托邦，意味着技术成为信仰。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宗教使人的内心有所寄托，当科技取代宗教，人的心灵最终在何处得到安顿？因为崇尚技术的力量，会使人相信人定胜天，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被过度夸大，相信凭借技术可以战胜自然，而无视自然的客观规律，技术最终有可能变成一种盲目的迷信。由此在科学与宗教之间，也正体现出人类在科学技术面前的困境。

简言之，技术与人类处境的关系的困境表现为，技术的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首先可能反过来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使人被技术所控制，其次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或者使人失去思考能力。

2 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的困境

这一困境首先体现在，技术深刻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它是由技术的进步塑造的。技术的进步使得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使人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敢付出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与“单向度的人”相伴随的，是技术通过彻底改变人的认知方式而对人类社会进行重新塑造。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带着镣铐一路哀歌。赫胥黎看清了这一点，而奥威尔则没有。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这种变化的后果最终造成文化精神的枯萎，其方式“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和奥威尔的预言相比，“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马尔库塞和赫胥黎的看法在本质上是相似的：他们看到了人类处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控制的困境之中。

这一困境进一步体现在，技术进步提高了物质性的力量，一系列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与此伴随而来，这些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学者秋风所说，“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然而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各级政府片面发展经济，极力重视GDP，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和秩序产生了潜在威胁。经济发展加大了收入差距，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供应，“过去几十年来的国家哲学都带有强烈物质主义色彩，并发展出一套国家动员体系：政府占有各种资源，也控制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从最初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到80年代之后发展‘综合国力，始终都是在物质性力量上打转。”

因而，在中国发展关键的时刻突显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一个重视物质性力量的技术时代，国家正义如何得以实现？处于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应该如何生活？做一个“大国”的同时，能否同时实现成为一个“好国”？在公共善的增进与国家发展之间，是否能取得较好的平衡？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还尚在摸索之中。

更进一步说，上述问题最终要落实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上。前工业革命时代，如果说国家是一个伦理性的存在，那么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国家似乎更像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这种物质性的存在如何供应正义，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在《新大西岛》中，培根为他的技术乌托邦设计的社会制度建立在自然的家长制基础之上，宗教和教会起着重要作用。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谈到的，培根的乌托邦蓝图与乌托邦三部曲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乌托邦制度与当时英国的制度有很大关联，仍然是现实制度的反映。虽然培根未能对诸如统治者等问题进行清楚阐明，但其中某些部分，如所罗门之宫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而当今的中国，虽然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上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如果回顾世界历史，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上经历的，无非也是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曾经经历过的内容，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曾产生出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同样出现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年来，站在国家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如何进行制度上的改革，成为当今一个焦点问题，它潜在面临着托克维尔悖论式的命题：不改革会带来革命；如果改革，当改革的进展大大落后于人民的期望值，也可能会带来革命。如何推进改革？答案还有待寻找。

简言之，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技术深刻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其次表现在技术进步提高了物质性的力量，引发一系列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

3 小结

培根所处的时代，远远谈不上技术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困境，我们评价技术乌托邦，当然不能局限在培根的视阈之内，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引发我们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与思索。沿着他的思想轨迹和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在技术乌托邦部分得以实现的今天，技术乌托邦带来的双重困境，使其本身似乎越来越具有反托邦的色彩。如前提到的，国家正义如何分配，人性如何完满，人如何幸福地生活，人的心灵在何处得以安顿等问题，在这个部分得以实现的乌托邦中，非但未能得到充分解决，相反更加难以处理。处于双重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意识到，技术是一种并不完满的信仰。

当今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技术乌托邦的双重困境：首先，技术的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可能反过来使人被技术所控制，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或者使人失去思考能力；其次，社会生活被技术所塑造，技术进步提高了物质性的力量，一系列更加深层次领域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的问题，伴随而来。从这一点上讲，人类和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并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1]培根：《新大西岛》，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附录，73页

[2]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2页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6页

[4]同上，162页

[5]同上，144页

[6]秋风：《政府的本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4页

[7]同上，7页

参考文献

[1][美]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5-136.

[2][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60.

[3][美]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