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孔冰欣
《何以為家》去年就在上影节展映单元受到一致好评。
终于看了《何以为家》。
一部主角从头至尾没有笑容,或者,确切地说,是一部直到片尾,主角才(舍得)将嘴角下垂的愤懑表情,转变成浅浅的、似乎稍纵即逝的上扬弧度的黎巴嫩电影。
“不要与孩子或狗演对手戏。他们会有意想不到的表现,要么毁了整部影片,让所有人绝望放弃;要么表现得异常出色,抢掉一切彩头。”好莱坞曾经如此“告诫”我们。
《何以为家》显然实践了这条“告诫”的后半部分。男童的眼神,比卡纳克神庙旁的圣湖水还清澈,他静静地看着镜头,无须言语,就能映照出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卑贱与猥琐,苍凉与无奈,挣扎与救赎。
这部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第76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的片子,逼出了全球观众的眼泪,引进中国后,票房更逼近4亿元——敢和《复联4》同期上映,还拿到这样的好成绩,足以证明它的成功。
很久以前,纪伯伦便讴歌:您在我们的灵魂中——是火,是光;您在我的胸膛里——是我悸动的心脏。
近年来,泰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等国佳片的大受欢迎,亦是亚洲的一种胜利。
高考的热度尚未散尽,我们不妨先聊聊考试那些事儿罢。
2017年,泰国电影《天才枪手》横空出世,花样作弊震惊世人。该片根据2014年轰动一时的亚洲考场作弊案改编,讲述了学霸利用高智商考场作弊牟取暴利的故事。出身平凡的天才少女在进入贵族学校后,结识了富二代同学,从此开始了考场作弊生涯。同时,另一名记忆力极佳的天才少年发现了少女不为人知的“交易”。经过多场险象环生的“作弊战争”后,少女接下最后一单在国际考场上为富家子弟作弊的天价委托……
正如为一些影评人所称道的:考试本是在封闭空间和限定时间内的静态事件,于旁观者而言,甚为沉闷无聊,但导演居然将之变成自带强烈动作感、紧张感的动态事件,将“作弊的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踢鞋子、弹琴手势等作弊方法饶富视觉效果,空间的场面调度、动作幅度的设计、时间节奏感的把握尤其出色,营造出扣人心弦的悬念,青春片拍成了动作片、谍战片,创意十足,不火才怪。
《天才枪手》挑逗了那份“既想参与作弊戏弄规则,又渴望朴素公平”的矛盾态度,紧张刺激基本是建立在心理学意义之上的,所以其实比一般平庸的动作片、谍战片更显高明、更显惊心动魄。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观众也认为,结尾的转折相当突兀生硬,强扭价值观回归正轨的处理比较仓促,技巧上尚欠圆熟;但他们承认,影片戏剧冲突激烈,观影体验总体满意。
一步错,步步错,作弊故事最后直指泰国的教育体系和社会阶层问题。电影的批判性视角,使得观众的认同感盖过了厌恶感,前段的作弊容易被看作是对抗体制,后段的“维护主流”则是主流商业电影的必然归宿。究其本质,《天才枪手》和《摔跤吧!爸爸》一样,有着所谓“发展中国家属性之阶级壁垒激发出的特定自尊”,在不正当竞争无孔不入的环境里,选择独善其身或以牙还牙,有时候更像“一个人的地老天荒”,难以形成有效的呼应……
即便如此,关键抉择之际,人们并不后悔——我总得做点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脑子、自己的心。印度影片《一个母亲的复仇》同样取自真实事件,灵感来源于“德里黑公交案”。剧情是一目了然的:女孩在一次派对活动后遭到强暴,面对凿凿证据,四名罪犯却被法庭判为无罪。受害者的继母为此伤心欲绝,愤然决定亲手为女儿寻求正义。
泰国影片《天才枪手》直指教育体系和社会阶层问题。
现实生活中接二连三的性暴力、性犯罪,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印度仍旧是全世界女性权益被侮辱、损害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公允而论,《一个母亲的复仇》实则“简单粗暴”,相比同处“妇仇者联盟”的《三块广告牌》《凭空而来》,剧情编织不够绵密,智商逻辑不够在线,哲学反思不够冷峻,但它勇于把司法体制当成最大的对立面,直接揭露其漏洞与缺失,甚至洞穿了两性不平等问题往往“力压”阶层冲突的现世真相,殊为可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片若干“中二”桥段,比如强奸犯之一头敲到水龙头上“狗带”、强奸犯之二活活“急死了”等,以荒诞漫画般的情节冲刷掉命运原真残酷的面貌,削弱了愤怒的力度,透着股不伦不类的尴尬。另一部近期口碑不错的《调音师》存在一模一样的毛病:塞入太多类型片似曾相识的影子,但影片后半程天涯逃命偏遭遇倒卖器官的波谲云诡,时不时被小丑表演样式的一惊一乍、峰回路转、反复折腾破坏殆尽——当然,《调音师》的叙事与剪辑可圈可点,对惊悚、紧张气氛的化解或许正是印度电影惯常采取的策略;可是,作为观众,我们总希望“痴头怪脑、无法无天”、咖喱味浓郁辛辣的神片,在继续猛戳一时难以治愈的恶瘤痼疾之余,能更上一层楼,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当上流社会的虚伪贪婪暴露无遗,当国家机关的僵化堕落再难遮掩,当权钱勾结成为一道永远无法触碰的天花板……电影,便化作艺术创作者们手中的武器,在黑暗中,努力地诉说,努力地发光。
于是,人们多少感觉到一丝顽强的暖意。
可惜,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光”和“暖”近乎奢侈。
“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在《何以为家》的开头,男孩赞恩对法官说道。
是什么样的经历,才能让一个儿子,以这样的理由,做出这样令常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举动?
伊朗影片《一次别离》不回避晦暗阴湿,也不失伊朗本身的位置。
故事里,赞恩的父母在无力抚养和教育的状况下不停生育,小小年纪的赞恩,因为在一群孩子中排行“老大”,不得不提前进入了照顾弟妹、赚钱养家的角色,稚嫩的肩膀承担了无穷无尽本不该承担的重压——拖着煤气罐穿行大街小巷是他,摆摊吆喝经营小本生意是他,为初潮的妹妹洗内裤、尽己所能帮助她隔绝老男人觊觎的,还是他。可他毕竟太“弱”了,无论怎么不甘心,妹妹还是被父母做主,强行嫁与商贩为妻。对双亲极度不满的赞恩愤而离家,尔后遇到了没有合法身份、靠“打黑工”勉强维持生计的拉希尔。年轻的黑人母亲和婴儿舐犊情深,赞恩颇受触动;然而走投无路之下锒铛入狱、被迫“消失”的拉希尔,让赞恩误会她抛家弃子,“比我爸妈更过分”。为了彻底摆脱仿佛已沉入永夜的国度,赞恩回家寻找身份证明想要移民,却被告知妹妹懷孕后因故死亡的噩耗……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上场了,失去控制的赞恩持刀狠狠扎向妹妹的丈夫,也扎向了这个漠视他、践踏他的世界。
对“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控诉,事实上只是表象。《何以为家》并非一味卖惨煽情的计划生育文艺宣传片,它又名《迦百农》,是圣经中的地名,系加利利海附近一域,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据称耶稣开始传道时,即迁居此地,今已成废墟。而如果我们回头审视黎巴嫩的历史,会发现这个相继受腓尼基、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国管辖,1943年底独立1975年起又爆发长达15年内战的小国,委实命途多舛,酷肖失落的迦百农。
这里既信奉伊斯兰教也信奉基督教,居民包括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等——他们分属的宗教派别,增加了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就《何以为家》看来,无论是仁慈的安拉抑或是全能的上帝,都没有眷顾到无数个微若芥子的赞恩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我住在地狱,像一堆腐烂的肉。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神宁可让我们做洗碗工。”“我这一生都是奴隶,凭什么还要被人批评?!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
电影如放大镜,生育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童婚和家暴问题、难民身份问题,不仅仅是禁锢黎巴嫩一国的锁链,更是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亚洲古老文明所在地共同面临的巨大阴影。贫民百姓吞下一应苦果,神祇高高在上,始终遥不可及。
由加拿大和阿富汗联合制片的《米娜向前走》像是《何以为家》的性转版,在柏林电影节上广受好评;而干脆将金熊奖收入囊中的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实际上呈现了不止一幕的“分离”。
男女主纳德和西敏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内部有“分离”——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渴望一家人远走高飞;但纳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他放不下。这对俨然精英代表的夫妇,和来当护工的瑞茨之间有“分离”,导演借纳德和西敏女儿背诵的一段课文,进行了明确的点题——“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特权阶层(the privileged class)和普通民众(the normal folks)”。而所谓“中产上流”与“底层下流”的后代,童年阶段与成人阶段又有“分离”——孩子们起先在同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天真花园里游戏,黑白分明;当家长们的谎言促使下一代只能跟着保守昏暗浑浊的秘密,花园最终崩塌成废墟,天空下起了灰色的雪。
上影节《印度制造》见面会,编剧、导演夏兰特·卡塔里亚到场。
本片拿捏“政治正确”拿捏得精到舒服:一方面,西敏坚持出国的理由是“我不想我的女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种环境是何种环境?患老年痴呆的纳德父亲是何种隐喻?);另一方面,电影中的伊朗社会显得相对开放,并未被大张旗鼓地贴上“闭塞、保守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一方面,不愿撒谎的男人(受过高等教育)手按《古兰经》撒了谎;另一方面,撒了谎的女人(没受过高等教育)在向《古兰经》宣誓之前,犹豫了,坦白了。
文明与文明、信仰与信仰之间的博弈,体现在琐碎日常的每个细节。《一次别离》不回避晦暗阴湿,却也不失伊朗本身的位置,其超出“东方主义”的姿态,是有益的尝试,予人启发。
而探讨文明、信仰,虽千万言亦难定论。那么,最后且让我们看一则史料,听两个趣闻罢。
据波斯雄主大流士苏撒宫廷铭文记载:“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从巴比伦运到苏撒。柚木是由犍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使用的黄金是由撒尔迪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来的。这儿使用的绿松石是由花剌子模运来的,白银与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装饰宫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象牙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石柱是由埃兰的阿比拉杜斯运来的。”大流士王说:“在苏撒,凡是已经下令要建立的那些雄伟建筑,那些雄伟建筑物都建成了。愿阿胡拉玛兹保佑我、我的父亲和我的子民!”
阿拉伯帝国兴盛时期,希贾兹有两位远近皆知的标准美人,一位是哈里发阿里的孙女、伊玛目侯赛因的女儿素凯奈;一位是穆罕默德先知大弟子泰勒哈和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长女所生的掌上明珠,阿伊莎。素凯奈妩媚风趣,善愚弄人,据说曾派人去报告警察局长“有个叙利亚人闯入了住宅”,可当局长带着助手马不停蹄赶到,竟得知“叙利亚人”特指跳蚤——叙利亚在当时是以多产跳蚤“驰名于世”的。阿伊莎名门绝色,孤芳自赏,结过三次婚,第二个丈夫责备她不戴面纱,她的答复堪称经典:“崇高的真主在我的脸上留下美丽的印记,我喜欢人们看到这个印记,认识真主对于他们的恩典,我不该把它遮盖起来。”
久远的文明,久远的信仰,多元、开放、自信,和近现代的硝烟、动乱对照鲜明。越过亚洲的风继续吹,风里藏着复苏的种子,落在电影院里,先长出一棵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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