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房间》与女性批评的解读

摘要：《自己的房间》是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篇力作。在此篇文章中，伍尔夫对男女两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和精辟的阐释，指出女性在父权制文本的环绕下，数千年来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主张提高女性的主体意识，高扬女性经验，丰富和发展其个性，发出不同于男人的声音。本文旨在从经济因素、打破原型意识及以女性的视觉进行阅读与写作三个维度来阐释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中所提出的女权主义批评思想，进而从更深层次挖掘作者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父权制；经济因素；原型意识

二十世纪如潮似水的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使其迅速发展，涌现了美国的“镜子式批评”， 法国的“妖女式批评”等众多流派。他们的观点虽然各具特色，甚至互相冲突。但是都宣称要以女性为中心，对西方传统的文学文本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父权制社会体系进行质疑和批判，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自己的理论，强调以女性经验作为阅读、写作的原则和检验权威的基础，认为对女性的生存感受和生命经验的真实书写本身就是颠覆男权既定秩序的最好武器。

《自己的房间》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之作，伍尔夫在文章的开头就首先提出了这本书的中心论题：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仅是其本身，还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拥有经济地位，自由进行文学创造的必要条件的象征。

一、经济独立—妇女争取话语权的物质基石

《自己的房间》在一开始便写到了叙述者（一位不明姓名的女性，其实就是作者的影子）在牛桥（Oxbridge）大学所遭到的性别歧视——想要穿过草坪，却被校役阻止，想进入图书馆和小教堂又必须有男士陪同，男女两校天壤之别的伙食和学术环境，进而引发了叙述者同时也引发了读者的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悬殊的差距呢？随后，作者借此女之口，引出了争取经济地位对于妇女写作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男性都是处于主导地位，是社会的中心。他们执掌着国家的政权，支配着国家的财富，甚至掌握着妇女的命运。由于在经济上长期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妇女在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男性的谄媚，使得女性自觉地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了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的发挥，同时也阻止其他妇女进行创作的反面本能。她们以丈夫为生活的中心，丧失了在人格上的独立，缺乏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想上的自由，进而扼杀了女性创作之火。

有鉴于此，伍尔夫开明宗义地指出妇女要写作，就必须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因为当经济条件成为女性与有尊严的生活之间的一座高山时，那些身无分文而又希望过上受人尊敬生活的贫寒女子是无法支撑起自己的尊严的。只有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妇女才能跳出传统的樊篱，远离男性的束缚，结束玩偶的角色，真正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能够自由创作的人。而只有有了自己的房间，女性才能获得隐私权，不必在挤满人的公共起居室偷偷地创作。（简·奥斯丁就总是在听到人声后偷偷地藏起自己的书稿）。

女性要进行创作就必须同时获得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彻底摆脱丈夫的控制，孩子的羁绊，传统的束缚，到世界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唯有如此，才能够通过写作这一颠覆性的渠道展现女性话语，彰显独立人格。

二、冲破传统的樊篱，打破男性作品中的理想女性模式

应该说，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伊始，男性就主导了社会文化的创造权。他们控制了文学中的话语权。换言之，他们既控制了文学中的叙述权，也控制了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权，因而，女性在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是处于“失语状态”。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正如《自己的房间》中的叙述者在图书馆中所看到的书籍那样，男性用他们的叙述权来创造出无数个故事和人物，用以呈现男性的理想和希望。传统文学实际上是造就了一种父权制文本模式，用以承载并宣扬男权中心的理念。众多的男性作家则用叙述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要求，并在有意无意间表达出男性的优越和女性的卑微的价值观念。

在父权制文本下所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外乎有两种：一种就是伍尔夫极力主张杀死的“安琪儿”，另一种就是男性眼中的“妖女”。对于安琪儿们，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如何不尽相同，他们所拥有的品质都基本上是相同的：美丽温柔，沉默寡言，忍辱负重。她们或许在琐事上稍有主见，但是一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心中就完全没有了自我，成为爱情的奴隶，情愿为男人抛弃一切，甚至是送命也在所不惜。对于“妖女们”，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桀骜不驯，凶悍泼辣和自私自利的女人，被置于美丽贤惠的“安琪儿”的对立面来进行鞭挞的。

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滥觞的传统文化中，在女性处于“失语状态”而由男性代言的情况下，女性要做回自己，就必须打破沉默，冲破传统的樊篱。

三、从女性的视角进行阅读与写作

父权制文本下的男人们一直以来都是在用自己想象中的形象来要求和规范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并将这些思想强制女性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效仿。因此，妇女要冲破传统的樊篱女性，除了要进行反抗性的阅读外，还要拿起手中的笔，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写作，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

就阅读而言，它是文学活动的第一行为，是文本走出沉默的通道。人们总是通过阅读进入文学世界，进而进入社会、历史和文化。阅读行为依赖于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框架，即不存在独立于历史、文化范畴之外的阅读行为。那么在这个充满了男权中心和男性霸权的文化圈内，妇女能阅读到什么？她们又该怎样阅读呢？在《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对此作了一语中地地阐释：在想象中，她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只是不出现在当前的历史中。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言语极深刻的思想从她嘴中说出，实际生活中她几乎目不识丁，不会写字，而且只是丈夫的财产。

可见，女性只是生活在一个想象的空间中，作为一个男性体制希望出现，并且是在规范后被允许出现的形象而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阅读必然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同或是反抗。显然，认同的阅读不会触动男性的霸权地位，而只有反抗的阅读，才对这个地位提出挑战。女权主义认为男性文本中所塑造出的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的—“安琪儿”和“妖女”，是男性对女性进行压迫的文本策略，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也透露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怖和不信任。这两种形象都不是对女性真实的描写和表现，是男性歪曲和臆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男权政治的权威性和独断性，把女性驱逐在边缘地带，以维护岌岌可危的男性中心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对安琪儿的塑造，规划出男性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并诱使女性在阅读这些文本时不自觉地将这些所谓的优秀品质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效仿。因此，女性应在阅读中提高自身意识，增强识别文本谎言的能力，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

既然已有的文学文本无不打上男权的烙印，女性要想摆脱父权制对女性的控制，改变游离于历史进程之外的命运，就必须发言，即写作。女性必须从被书写的历史中解脱出来，成为写作的主体。

自古以来，写作被视为是男性的特权。因此，女性写作困难重重。在《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杜撰出了一个与莎士比亚同样有天赋的妹妹朱迪斯，然而在16世纪，她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就像所有那个时代的女人一样，她不可避免的被父亲嫁给某个她不喜欢男孩，于是她逃婚，而结果却只能是在怀了某个男人的孩子以后自杀死去。除了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伍尔夫认为写作之所以如此之难，不仅仅在女性的教育和阅历的局限性及缺乏写作技巧上，更重要的是女性要写作必须杀死屋里的安琪儿，并且真实地描述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真实体验。

在描述女性体验中，只有女性才最具有发言权。只有女性才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男性只能通过女性的外在表现及自己的主观臆造来描述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埃莱纳·西苏在《美杜沙的笑声》中就提出妇女必须参与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性别的差异使得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受父权制的重压，以沉默之躯承受着父权制的种种罪恶，同时也正是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有了写作的源泉。男性总是努力在精神的高空神游，拼命地想忘记和摆脱身体的沉重，身体也因此成了女性写作的反抗性的出发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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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elene Cixous. The Laugh of Medusa.（1937）. The Critical Tradition. Ed， David H. Richter. Bedford Books， 75 Arlington Street， Boston， MA02116.

作者简介：

高海燕（1980-），女，河北承德人，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商务管理系英语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公共英语教学、英美文学及翻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