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就是一部疾病史

郑渝川

《瘟疫与人》是已故全球史研究奠基人、美国历史学会前主席威廉·麦克尼尔的代表作。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于1963年出版，之后出版了数十部重要作品，对于美国甚至全球领域的全球史研究都有巨大影响。

《瘟疫与人》初版于1976年，虽然篇幅不长，但被公认为开创性的论著。这本书出版前，历史学界很大程度上遗漏了疫病传播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以相对牵强的理由去解释让人瞠目结舌的结果。

比如，西班牙人带到“新大陆”的不只有枪炮，还有欧洲人早已“免疫”、但对印第安人来说构成了灭顶之灾的病原体。事实上，阿兹特克和印加当初都曾有效地抵抗了西班牙殖民者，这足以证伪先进制度优胜论、先进武器优胜论，但最终，他们却因感染了天花等疾病而遭致毁灭，这是疾病改编历史的一个重要证明。

威廉·麦克尼尔在书中分析指出，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也意味着美洲印第安人加入并影响亚欧大陆的疫病圈。这本书得出的重要研究结论是，人类文明史，本身也是一部不断适应、战胜瘟疫的历史，当人类新扩张、控制的区域越大，就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健康意义上的平衡。

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定居点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增加了人与人互动的频率，这不仅使得传染病扩大了传播区域，而且也便于寄生物寻找新宿主。为了应对寄生物和病原体的威胁，不同时期的古代文明都发展出各异的医学体系，但总体上也仅仅能够让人与各式疾病和寄生物保持着平衡。一些时期，人口、粮食产量、家畜产量大量增加，同时也会带来不可控制的疫病风险。麦克尼尔说古代中国用了很长时间才达成人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相对平衡，但在汉代至唐代很长时期以内，长江流域以及更南的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对于中国北方居民而言，仍是神秘化的，存在着诸多不可预知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的王朝征服者、南迁居民在付出相当巨大的人力牺牲成本以后，才逐漸在上述南方区域扎下根来。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因为长期共存，特定区域、群体的人，会对特定的寄生物和病原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免疫性，一些疾病会仅仅出现在这些人口群体中的老年人、儿童之中。但当这些群体走出封闭环境，通过对外战争、贸易与缺乏相关病史的人口建立联系后，就会导致后者成为受害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多次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12-13世纪的蒙古西征，带给亚欧大陆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在于蒙古铁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征服，造成了大幅度的民族融合和迁徙，而且还极大扩散了包括鼠疫一类的传染病。

19世纪以后，医学研究和实践取得了极大进步。病原体和寄生虫致病的原因被查清，公共卫生设施被普遍改善，各国从国家到地方乃至社区层面都开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洁净用水供给体系的建立，垃圾、污染物的相对封闭集中处理，都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与之同时，可以诊治疟疾的奎宁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医疗部门和军队合作大规模的清理蚊虫滋生地从而极大地清除了部分热带地区导致黄热病发病的土壤；到了20世纪，抗生素开始为诊治肺结核、伤寒等疾病创造了条件，国家间的疫病干预机制也得以建立。尽管这样，威廉·麦克尼尔也指出，在医学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因为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利于传染病高速扩散），以及快餐食品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食物（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全球变暖等因素仍将诱发生态动荡，病原体和寄生物对人的威胁并没有消失，还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