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均波：“神刀”下凡医联体

王泠一+童晓珂+钱敬文

葛均波式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由于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支架价格。

人吃五谷杂粮，不愿听天由命！疑难杂症永在，良医你在何方？社会学家在观察中曾经无情地表明：心血管病缠上患者的“速度”，远快于患者找到良医的进程。在上海，总有那些智慧的决策者和神圣的良医们，一心一意地在探索集约高效、可复制的社会化应对方案。医联体，就是上海率先探索创新的新机制！这一新机制被写入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而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就是这新机制中的“神刀”！

大医本是小患者

葛均波院士，是上海医疗界和中山医院的骄傲。作为行业领军人物，他有着数不清的神奇医案和粉丝。1962年出生的这位祖籍山东的院士，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心内科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他还是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和上海市科技精英。他享有国际声誉，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曾于2013年-2016年担任同济大学的副校长，是个大忙人！

那么，他为什么会学医呢？原来是11岁时，他在老家骑自行车时一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却被当时管理混乱的医院误诊，所幸的是后来被一位老中医精心治好了。少年葛均波就这样被老中医的医术和医德深深地折服了。从此，当医生、治病救人成了他一生的理想。他很幸运的是，17岁想求学的年龄，中国高考刚刚恢复。几乎没有什么波折，1979年，葛均波考入了青岛医学院。精读五年，在1984年7月毕业于山东省青岛医学院（现为青岛大学），获学士学位。之后，顺理成章地在1987年8月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现为山东大学）、获硕士学位。彼时，他可以在当地获得很好的岗位，但还是云天在外了。

紧接着，葛均波抵达我国医学教育的高地上海。并在1990年1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获博士学位；此时，年仅28岁的青年葛均波很顺利地完成了国内的求学之路。而那个时代，留学是很自然的重要选项。1990年，品学兼优的葛均波被公派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院联合培养，1993年再获该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也就是在1993年，他跟随导师艾贝尔教授到埃森大学医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局面很快打开；并于1995年任该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这是一个罕见的突破。

如果他继续海外的事业，也可以谋求辉煌和融入西方的上流社会。然而，总有一种使命在召唤。1999年4月，葛均波婉拒了导师的热情挽留，毅然举家报国并回到了第二故乡上海！

医学，是个应用性很强的行业。一个医术高超的大家，往往还是因地制宜进行医疗器械发明的探索者；当年，前辈同行白求恩大夫在抗战前线、条件极为艰苦的太行山上就是发明累累的。回归上海后不久，葛均波就开始研制可降解的冠脉药物支架，并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这一发明的好处是：降低了进口支架原来可能发生的支架血栓率，极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也破除了患者对于海外进口医疗器械的迷信。

而世纪之交，心血管病已经开始威胁城乡居民的健康安全。同时，心血管等疾病的治疗费用开始成为“看病贵”的领头因素。而葛均波式的可降解冠脉药物支架由于国产化，大大降低了价格。其效益是：由于其优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自2005年上市以来，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25%，平均每年超过8万名冠心病患者获益，每年为患者节约医疗费用12亿元人民币。还有不少国家也是需求大户，该发明于是就出口国外、为国家创汇500多万美元。

葛均波团队自身对此项发明的评价是：“国际上现在更倡导修复血管的治疗理念，一般而言，堵塞的血管在经支架支撑3个月后，其自愈力就能帮助恢复血管的弹性，而永久植入的支架却再也无法取出，第四代可降解药物洗脱支架有望取代现有的药物支架。”而对于团队的这项突破性应用研究成果，妙趣横生的葛均波院士则给出了一个武侠式的解读：“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那么支架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支架。”这自然是患者之幸运、社会之福音！

好心肠与好机制

21世纪以来，葛均波在上海可谓是如鱼得水。他创造了多个心脏病诊治上的“全国首例”和“上海第一”，他对“心肌桥”的突破性发现，更是震惊了医学界，他在血管内超声研究、新型冠脉支架研发、支架内再狭窄防治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为提升我國心血管病学领域的国际学术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

喜欢看武侠小说放松的葛均波，有着一股山东人特有的侠义心肠。如2010年，葛均波收治了一名年仅10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小杰。为孩子进行微创介入手术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由于小杰的身体发育情况差，其体内的血管并没有长到10岁孩子的正常水平，当时使用最小的导管进入，尺寸还是太大。无奈之下，手术只好终止。

但葛均波并没有放弃，他随后立即联系了国内所有的导管生产厂家，结果却发现，没有一家生产儿童适用的导管。后又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海外某企业有特制的导管，他便专程飞往海外定制导管。有了特制的导管，小杰的第二次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高昂的医疗费让这个来自农村的家庭无力负担。葛均波又与海外该企业多次沟通，被感动的对方高管最后决定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其带动下，他的同事们也纷纷为小杰捐款！

葛均波经常各种交通工具换乘，并频繁世界各地进行学术交流。于是就有最近的一个航班上救人的事迹，成为国际佳话。那是2016年4月1日的赴美航班上，他紧急救治了一名突发心衰合并房颤的美国乘客。他此行的目的是去出席美国心脏病学年会，熟睡中的他突然听到飞机广播召唤医生帮助的紧急求援。葛均波听到广播后，迅速找到空乘人员，说明自己心血管专科医师的身份。

在诊断过程中，空乘人员递上了飞机上的医药急救箱，但是葛均波发现，听诊器没有振动膜、没法听诊；血压计也有问题，无法使用。葛均波只能凭他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评估救治，首先给予患者吸氧，而后，利用飞机上仅有的硝酸甘油酯类药物扩张患者血管。然后，葛均波协调乘务人员，将患者从经济舱移至商务舱，以便患者可以平卧，增加回心血量。最后，一路精心护航至飞行目的地，终于转危为安！

然而，随着葛均波院士和他团队的出色表现，中山医院心内科往往成为国内外患者的首选。葛均波团队纵然有“三头六臂”、就是“24小时连轴转”，也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刚性医疗需求”。如果追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的白衣天使还需要更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经过具体、精确的调研和准备，医联体这一崭新的共享医疗模式，在中山医院所在的上海徐汇区率先诞生了。

和中山医院（三级医院）相联的，是徐汇区卫计委所属的区中心医院（二级医院）。选择和徐汇区中心医院合作，是因为该院心内科也有一批技术精良的高手。如顾水明教授擅长于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等心血管病的诊断治疗及心血管病的介入治疗；专长于心律失常的起搏及射频消融治疗，顽固性心衰的综合治疗，对心房颤动的射频消融治疗有较深的研究。

2016年7月13日，“徐汇区-中山医院”医联体工作推进会暨葛均波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举行。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中科院院士葛均波及葛均波团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院士、徐汇区主要领导以及区卫计委主任顾水明教授，出席了仪式。

医联体与新局面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葛均波团队还是一如既往地奔波着、繁忙着。但是医联体和葛均波院士工作站已经出现了新的成效，在核心技术、人才培养、信息交流和医患互动等共享医疗方面均获得了积极进展；徐汇区两会，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有意思的是：同在徐汇区内环区域的中山医院（市属）和徐汇区中心医院（区属），直线距离不过3公里、地面和地下交通十分便捷；但在医联体这一新机制诞生之前，两家医院几乎是不怎么往来的。还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中山医院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是区中心医院有时候还出现医疗任务不一定饱满的局面。同时，因为面临全国各地慕名涌来的患者，本地居民中的患者则抱怨见不到名医。

医联体创新机制运行一年多后，新局面就打开了。徐汇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朱福教授告诉笔者：“一年多来、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明显增加，医联体的多层级合作、分级诊疗工作迈出了比较快的步伐，成效明显。中山医院也将继续把自己的制度安排、人才建设、团队组织等引入到区中心医院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徐汇区-中山医院医联体的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葛均波院士工作站在医联体内的建立，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为区域医改开创了一个新途径，也为社区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到大专家服务做了一件大好事”。

而作为同业专家，顾水明教授对此评价是：“徐汇区中心医院心内科作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以医联体为契机，创新发展模式，依托中山医院学术和医疗技术优势，于一年前组建葛均波院士工作站，有效带动了心血管病学科的发展，直接提升了心血管病的临床疗效和综合服务水平，也为更好地服务患者提供了动力。”

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葛均波院士工作站”在徐汇区中心医院成立一年多来，附近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世界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葛均波院士、钱菊英教授等亲自主刀手术，周京敏教授等定期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对相关专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成功实现了中山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相互转诊。

工作站成立至今，葛院士及專家团队累计实施高难度复杂病变手术100余例，徐汇区中心医院心内科冠脉介入手术量较上一年增长58.6%。朱福教授还介绍说：医联体积极开展血管内斑块旋磨术、IVUS指导技术、逆向导丝通过技术、对吻导丝技术等新技术指导下介入手术，成功实施多种疑难复杂病变手术！

2017年7月14日，徐汇区中心医院和中山医院联合举行了——葛均波院士工作站成立一周年总结及“2017心律失常新理论新技术学习班”，葛均波院士作了“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分析”的主旨演讲，钱菊英教授、吴宗贵教授等十余名业内知名专家进行学术讲座、手术演示等系列活动。而关于医联体的成效，葛均波院士本人这样简洁地向我们评价道：“既往的医疗模式是转运病人——将危重病人转运到上级医院，现在是转运医生——上级医院的医生来到二级医院指导治疗。”其实，这也是被人大代表称之为“专家跟着病人走”的临床探索新局面。

关于未来，葛均波院士在接受采访中则表示：“让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盘活各级医疗资源，形成合理的双向转诊格局，是打造医疗联合体的最终目标”。相信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医改和医联体所追求的获得感！我们也希望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看病难、看病贵”能够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