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5
樊宇然 佟波
【摘要】诗赋外交是明鲜外交上的一个特色,极大促进了明鲜两国的关系,通过了解诗赋外交的发展历程,探究诗赋外交出现的原因,其中作为诗赋外交结晶的《皇华集》也是明鲜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著作,体现出明鲜两国不仅在文化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还有长久以来密切关系以及友好往来。
【关键词】诗赋外交 明鲜关系 宗藩关系
诗赋外交是明朝与朝鲜王朝外交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虽从我国春秋时就出现了“诗言志”的外交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史学界前辈们对此虽有所涉猎但学术成果并不多,其中在王克平的《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朝鲜与明外交关系研究——以“诗赋外交”为中心》中,探析了诗赋外交的起源、发展情况以及作用影响,其余多借权近“表笺事件”或对《皇华集》的研究引出诗赋外交。但“诗赋外交”在明鲜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不是偶然的,本文即从诗赋外交本身入手,探析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一、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发展历程
目前众多学者公认的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的开端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权近赴明解开“表笺事件”的误会,做应制诗二十四篇。《朝鲜王朝实录》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有着详细的记载。到了明惠帝(1398-1402)时期,由于皇帝本人雅好文风,多派遣饱腹文学之士出使朝鲜,并与朝鲜文士进行诗文唱和,明鲜两国的诗赋外交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但明成祖朱棣喜用宦官,因此在永乐(1403-1424)至宣德(1426-1435)年间,这一外交现象呈现削弱的形式。随后的“土木之變”明英宗被俘,也引起了作为宗属国朝鲜的疑惑和慌乱,倪谦等人在此时出使朝鲜,不仅成功打消了朝鲜的疑虑,诗赋外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
天顺元年(1457)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位并派使臣出使朝鲜,陈鉴等人不仅传达了英宗复位的诏书,还与朝鲜文士进行诗文唱和,朝鲜方面更是“陈、高等凡所杂兴,一寓于诗,合若干首,并本国人所和,印而赠之,名曰《皇华集》”,此后将每次双方唱歌的诗文汇编为《皇华集》,便作为一种传统保持到明末。
诗赋外交作为一种仅在明朝与朝鲜半岛交往时期出现的独特外交形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一种外交形式有效缓和解决两国的政治问题。权近的“表笺事件”和倪谦等赴朝解惑,都用一种和平温和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更好地维护了两国间的关系;其次,由于诗赋外交本身具有文学性,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诗赋外交的双方大都属于饱读诗书,富有才华之辈,因此极大推动了两国的文化交流,《皇华集》就作为两国诗赋外交作品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为研究两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诗赋外交的产生原因
这一独特外交方式的产生自然也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明朝时期,中国的明朝与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关系亲密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笔者通过两国的为思想文化和政治关系这两个大方面来探析诗赋外交产生的原因。
第一,朝鲜半岛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极其推崇中国文化。明朝与朝鲜王朝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在文化影响方面也多是明朝文化影响朝鲜王朝,并且朝鲜王朝也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奉明朝为中华正统,因此他们也积极的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朝鲜王朝实录》中有记载:“我国衣冠文物,一遵华制,独婚礼尚循旧习,甚为未便,宜参酌古今定制。”可见朝鲜王朝对明朝文化制度的尊崇。除此之外,朝鲜方面的官方正式文书、史书都是以汉字撰写,朝中的高级官员大都精通汉语,他们还多次请求明朝赠书或者前往购书,汉语以及文学都有一定的造诣。而朝鲜的文人也往往思慕明朝的文化,希望也极愿与来自明朝的文人进行文学、思想、儒家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这种慕华心态甚至到了明朝灭亡以后还依旧存在。诗赋外交也正是在这样充满汉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开展,倘若语言文字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大,也难以形成诗歌唱和的景象。不仅如此,朝鲜王朝还将这些诗文辑为《皇华集》,不但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印证此时诗赋外交的蓬勃开展提供了历史证据。
第二,明与朝鲜王朝之间良好的宗藩关系,明朝多次派富有学识之人出使朝鲜。自朝鲜王朝建立以来,就确定了“事大主义”是对明交往的基本策略,朱元璋也将朝鲜王朝列为不征之国。不仅如此还在其他国家三年一贡的朝贡体系下,允许朝鲜一年一贡。由于朝鲜的事大之策以及极其相似的文化背景,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相较于别的宗藩国家更显得亲密,《明史》中形容两国关系时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因此明朝大量的派遣文官出使朝鲜,据统计,明朝出使朝鲜文官达97人次,其中进士出身的就有53人次。这些使臣通常都有着极高的文学造诣,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大多没有显赫的家世,但自身的素质极高,有着独属于文人的清高,不似宦官等出使他国进行大肆敛财,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赞扬。他们又往往与朝鲜的许多文士或高级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例如倪谦与当时朝鲜文臣郑麟趾私交甚好,《朝鲜王朝实录》载:“倪谦赋诗一首,赠郑麟趾,麟趾即次韵,自是与麟趾、三同、叔舟倡和无虚日。”可见诗赋外交有着来自两国数量多、水平高的创作者和传播者。
第三,宦官外交和贡女制度的衰亡。在探究诗赋外交的原因时,要注意到在明与朝鲜王朝交往过程中还存在着两种独特的外交关系,即宦官外交和贡女制度。但这两种外交形式仅存在一段特殊的时间。宦官外交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永乐、宣德年间达到顶峰,一度出现宦官出使朝鲜压制文官数量的局面。在这些宦官中,朝鲜籍宦官又占了极大的份量。“土木之变”是宦官外交发展的转折点,自此宦官出使人数不断减少,到正德年间彻底消失。与宦官外交相伴而生的就是贡女制度,永乐、宣德两朝先后多次向朝鲜索要贡女,其中嫔妃级贡女16位。这两种特殊外交在明朝初期成为明与朝鲜的主要外交手段,虽然一定程度上对明鲜两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宦官出使往往仗着宗主国身份而对出使国进行敛财,或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引起不满,《朝鲜王朝实录》中载:“今昌盛,则贪求无厌……虽假处女鹰犬之名,实为谋利而来,贪欲甚于尹凤。”贪欲,就是大多数宦官的共同劣性。而贡女制度又是对朝鲜民众的一种压迫,被迫将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不远万里送入明廷,也曾引得朝鲜民众的怨言。但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蒙古势力的北退、明鲜两国宗藩关系的确立以及宦官擅权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两种外交形式走向衰亡,也为文官重新登上外交舞台成为传统正式的外交方式扫除了障碍。随着文官占据外交的主要地位,诗赋外交也随之开展来。
综上所述,诗赋外交并不仅是表面上的文学含义,它更多是指在明与朝鲜两国交往时,双方都选派具有文学造诣的人作为主要使臣进行交往。他们首先都是以各自政治使命为主要目的,通过诗歌唱和的方式,既能拉近两国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双方使臣之间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文人之情,又能以更柔和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这才是诗赋外交的真正含义。对它的理解可以类似于新中国以后的“乒乓外交”,外交是真正的目的,而诗赋只是达成这种目的一种手段。
明朝与朝鲜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有交往以来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诗赋外交不仅是两国在文化上有着相似性的体现,也是明鲜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象征,它作為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外交形式,有效地维护了明鲜两国的外交关系,也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朝鲜方面流传的《皇华集》就是对这一文化交流最好的直接说明。同时它的出现也与当时明朝和朝鲜之间关系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它是明鲜外交的产物,也是明鲜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通过分析诗赋外交产生原因,就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明鲜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在长久以来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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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樊宇然(1998-)女,汉族,重庆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佟波(1982-),女,满族,吉林双辽人,博士,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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