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性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

杨贺淋

【摘要】现代性社会在向全球在扩张着，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相比我们的社会要更早，我们现在遇到的社会问题与西方已经出现过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程度。但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它可以作为道德根基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发展中的不足——主体性异化、理性的缺失——有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就目前来讲，前现代性中的道德规范与现代性的商业发展处于相互依持的状态。

【关键词】前现代性 现代性 理性

一、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过渡简述

自先秦起一直到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前现代性社会。前现代性社会，由于社会关系结构的单一原始，在主要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经济体系里，形成了本性和自然界合一的特点，这一特质在中国思维、文字中均有体现。以不断变换的家族统治和更替的朝代延续着，没有思想的中断和革新。“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现代性“传入”中国之前，天人合一几乎是中国人唯一的终极关怀。“原始的天人合一”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了其生存的土壤，我们的传统按着西方现代主义排拒前现代性的方式被激烈地批判着，“现代性”展露出了头角。

近年来，“现代性概念已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点。“思想总有其生活根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人们自然相应地关注它的哲学与文化层面的性质与形态，亦即关注它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东西。

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是包括从世界观、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的一套架构，是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他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基于此意义，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吉登斯特别突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断裂”，将现代性视为断裂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后传统秩序”。因此，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在吉登斯那里根本在于一种“制度性的转变”，即在制度性、文化等方面发生的秩序的改变。它具体表现为两种结果：一是对于社会而言，它确立了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二是对于个人而言，它确立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即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我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与追求。

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实质上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的结果。现代化的动态的“因”量变为现代性的静态的“果”。对比20世纪80年代前后，之前的国民的社会组织方式倾向于家族式，之后的国民的组织方式倾向于个体化。后者较前者人口流动性大，个体交流更加频繁。跨地区的大范围的交际交流，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人才的集中优化在商业社会里得到实现。现代化城市以经济为周边，快速的经济交流带动作为文化的中心，周边带动中心，社会的城市化相较于过去存在着显著的进步。

但是，这并不是现代性完成的标志，现代性的完成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更深层的是时代意识与精神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形而下，却没有了形而上，于是现代社会得了“文明病”。中国现在尚未享受到现代化成功的结果，却已遭受到现代主义弊病的痛苦。

二、“现代性”主客关系的异化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把人类纳入了一个共同的轨道，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已经成为共识。“现代性”是种分离的过程，即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经济被看做是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它应当享有自己的自主权。社会发展的个体化为个体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空间。德国社会科学家诺贝特·艾利亚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之间在各自的特征方面不仅事实上变得越来越不相同，而且，就连个人自己也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性”。市场经济中个体化意识更凸显，人的主体性通过世界的“祛魅”而更加被强调，主客对立关系出现了异化。

究其根源，是主客关系的异化。康德哲学通过对“人是什么”的命题的回答，直接为“主体性”作出有关理性能力（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肯定，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给出了理性为自然立法的题解。黑格尔则通过对“绝对知识”的把握来展现理性精神的自由本性，借助包含着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的统一，来给出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问题的回答。康德与黑格尔这两种哲学都是通过对理性的理解，达到对现代性的建构——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人为自然立法;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把握了“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建立在理性的主体性哲学上，因此一旦这种主体性哲学被否定，现代性的立论基础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否定，首先否定了这种主体性哲学。对于现代主义的解构，是“无条件地颠覆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存在论”，连“上帝死了”也要彻底遗忘，不再提问上帝，也即取消了前现代、传统。后现代主义的非稳定文化形态，继承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思想方式，但却未能提供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这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缺失的，可以从前现代主义（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贯穿于古希腊、中世纪和近现代的理性主义传统，在后现代冲击下岌岌可危，但后现代主义不能提供一个普遍的规范，因而产生出价值体系的真空。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可以为填补这一价值真空作出贡献。现代社会的“文明病”，主要症状是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精神之所以空虚，是因为人们精神生活向上的路途被截断了，它们曾是人们心灵寄托，却被科学主义填塞。精神于是空虚;道德之所以低落，是因为是非标准被取消，普适的道德规范被动摇，人们无所适从，道德自然低落。前现代的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可以颁布道德的绝对命令，它不需要经过理性的论证，而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传统的信仰犹如一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传统文化在这里为普遍价值观提供保障作用。

三、理性的维度

黑格尔说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把理性概念推向高峰，“合理性”突出表现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成为衡量现在社会的进步的标准，“理性化”成为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现代社会中“理性化”的维度问题，是在价值规律的“操控”下的人们需要去平衡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对现代性社会的分析中，强调了两个概念——“理性”与“理性化”，前者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后者用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行为规范。现代化的过程在韦伯的语境中是一个全面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即为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形式方面的合理性，造成的结果是“工具理性”，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它应有道德价值考虑。现代性蕴含着一个内在的冲突，这就决定了现代性的先天不足，并不是合理规划运用现代性与其“理性”就可以迎刃而解的。

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贯穿于价值形态世界活动的始终，实际上也不尽如此，当人们把发展经济仅仅作为“硬道理”来强调时，忽略了发展经济的根本乃是因为人的本质。如此，注重了“形式”而忽略了“内容”。从现代深化改革的进度来看，工具理性之“形式”并不是过度，而是存在不足。并不能因为“现代性”带来的弊端就认为工具理性是一无是处的，应该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现代性这条路，我们是必须要走的，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們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走好这条路，而不是偏执得退场。“现代社会的构建与工具理性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工具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了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系统、社会制度等等，极大地促进了价值形态世界的构建，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公开化的路径。

现代性留给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义无反顾地接受非稳态的“后现代性”就能规避或解决，也不是单一地平衡韦伯所谓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需要追本溯源，回到根本用“理性”重新寻找人们心灵的天窗和寄托，发现曾经被激烈地批判着的“前现代性”的“理性”可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