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

罗丹伶

【摘要】“反向春运”一词是由春运衍生出来的概念，也是近年来春运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反向春运”的出现是由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从家庭结构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城镇化进程来看，大量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认同老一辈的乡土观念，更为喜爱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也促进了“反向春运”的产生。“反向春运”的产生，从一定层面上来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结果，也是缓解春运压力的良好途径。

【关键词】反向春运 区域发展 家庭规模 家庭观念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春运期间全国共计运输旅客16.6亿人次，2005年突破了19.5亿人次，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5.57亿人次，2018年达到了29.7亿人次，刚结束不到一个月的2019年春运全国共输送旅客29.9亿人次。国外媒体将春运称之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朱宝树将春运看作是中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在春节这个特定时段的极化显现。大规模的返乡高峰带来的是一票难求、高价机票等现象，近年来，逐渐出现了“反向春运”这一现象，我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可以从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家庭观念转变三个方面来看。

二、“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因素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将大部分经济发展机会都引向了沿海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凭借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最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则发展缓慢，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东高西低的状态。不只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这样的情况，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一样。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水平等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沿海地区工作、定居，以谋求更好的发展，也让自己与家人拥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生活环境。从公开数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上海市2017年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2418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达972万人;广州市2017年常住人口为1449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950万人;浙江省2017年常住人口为5657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2612万。从这几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城市的外来人口量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最多的广州市占了一半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春节期间，大量在沿海一带工作的劳动人口返回内陆地区，导致在短时间内，过量人口进行密集地流动，不论是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还是航空运输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铁路运输呈现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大量抢票神器等不规范的付费软件及功能的出现;而机票则票价昂贵，一般会不存在任何折扣，全价机票往往价格达到1800-2000元，这一价格对于在外打工的大部分人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

而“反向春运”则是让在小城市生活的老人，去往大城市与在外打拼的子女团聚，在春节期间机票价格呈现出一个东部前往内陆地区机票价格极高，内陆地区前往东部地区价格较低的态势。反向探亲不仅能够圆中国人传统的春节团聚的愿，从经济上上来无疑是“性价比”更高的一种团年选择。

（二）中国家庭规模缩小家庭规模是反应家庭属性的重要特征，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我国的平均家庭规模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家庭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跟上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可以说处于顶尖地位。从人民的思想变化层次来看，1982年我国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这一重要的生育政策便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家庭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使得核心家庭成为了我国最主要的家庭类型。虽然近年来因为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国家进一步开放了生育政策，鼓励二孩，但是独生子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从世界范围上来看，经济发达必定带来生育率低下，著名的高国民幸福感低生育率国家如冰岛、丹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国民生育，可是收效甚微。我国虽然开放了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全面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中，不足20%的人愿意生二胎，绝大部分家庭还是愿意只生一个以保证独生子女的生活、教育质量。而且，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最初的一批独生子女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核心。

之所以会出现春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一个家庭往往有多个孩子在不同城市打拼，为了家庭内部的公平和谐，一般不存在选择其中一个子女与其团圆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他们回到共同的家乡与父母亲和亲戚进行团圆，而现在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少，单个独生子女在外打拼往往也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留守在家乡的父母，考虑到经济状况，更是想早日见到子女和孙辈，便选择前往子女所在的大城市探亲团圆。

（三）家庭观念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乡土观念对国民的影响甚大。拓展家庭这一家庭结构便是很好的一个体现，对于老一辈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来说，家庭结构划分不止于直系亲属。他们从血缘关系上来划分，俗称的三姑六婆、三亲六戚，都是老一辈心中家庭成员的一份子。逢年过节相互拜访更是理所应当。甚至于在过年期间，大年中的哪天该拜访哪位亲戚在不同地区也是有约定俗成的规矩的。老一辈对远亲的看重，对大家族这一观念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陈旧的、过时的。而对于新一代在外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成长，接受的是新教育，在新兴的城市中生活，更为喜爱和赞同的是城市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并不与老一辈的想法相同，陈旧的乡土观念不再为年青一代所理解和接受。在年轻的务工人员心中，对家庭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直系亲属这一层面上，他们不赞成甚至是不喜欢被非直系亲属干涉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观念使得他们并不认为回家过年是不可改变的传统，将父母接到身边，“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乡”，也体现了中国人相比于大家庭，更看重核心小家庭的观念转变。以80后、90后为主的一代人的观念转变也促使其父母选择去往城市与子女团聚。

“反向春运”从经济上来说，性价比更高，摆脱了旧观念的束缚，也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反向探亲，去大城市与子女团聚过年。

三、“反向春运”的现状

“反向春运”一词被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主流媒体自2015年之后才开始逐渐提起，2018年这一说法才被普通传播。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在2019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铁路春运客流连续四年增长9.1%左右，反向客流也是每年增长9%左右。”从数据上就可以客观直接地看到，“反向春运”正在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从携程发布《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中，预计长假将有至少4亿人次出游，这其中反向春运的人数比例预计会超过50%。接受反向春运的人越来越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反向春运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1）缓解春运交通压力，运输资源收益优化。众所周知，春运大方向是由东南方向流网西北方向，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是主要春运出发地，劳动输出大省，如重庆、成都、山东等地则是主要目的地。从交通运输的最佳受益来说，南来北往、满载而归应该是交通运输运力均衡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境界。而在“单向流动”的春运格局下，去时呈现的是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返程却是客源寥寥、冷冷清清，这显然是对我国运输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其负面效应就是作为出行者一方购票困难，乘坐的舒适环境大打折扣，而作为运输者一方返程客源极少，也是蒙受损失。而交通部门对“反向春运”机票、火车票的打折优惠，无疑就是其对乘客积极填补这种运输空档的一种无形的经济引导。假如“反向春运”在未来持续发展，能够成为部分国人的过年新选择，受益的不只是压力减少的铁路、航空部门，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能够拥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

（2）解决空城现象，刺激旅游消费。每当春节期间，北上广便呈现出“空城”的状态，公共交通不复拥挤，道路不再拥堵，众多商家也因顾客减少而选择停止营业。但是随着近年来“反向春运”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家团圆+出门旅游的方式，比传统待在家里吃吃喝喝更有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认为，这是对传统过年方式的“新解构”，更值得提倡。在小城市生活的老人前往子女所在的大城市，除了团年之外，也会伴随着旅游、娱乐、购物。出行途中，公共交通资源被利用起来，而一些商家也为了迎接这一批游客选择继续营业，“反向春运”的出现刺激了一二线城市在春节期间的旅游消费。这可以说是“反向春运”带来的红利。

四、对“反向春运”的一些思考

“反向春运”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进化和包容所产生的，这一现象的出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不论是从交通运输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反向春运”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上，春运不过是人们对“春节运输”的简称，我们无需去纠结其“正”、“反”，最终目的都是团聚。特别是交通运输部门更是应该鼓励这一现象，为反向探亲的老人提供更为放心、贴心的交通运输环境和服务，使老人的反向探亲之旅无后顾之忧。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反向探亲、团年的老人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应城市的过年氛围与习俗，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人文的角度多些关怀，也是鼓励反向探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