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5
姚金红
【摘要】本文对该小说文化传统、语言等的冲突分析,让读者体会到异域文化,同时对中西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从而使读者对华裔作家创作目的以及创作心态也有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文化冲突 融合 民族性 本土性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自1989年在美国面世以来,它曾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和1991年最佳小说奖等,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
小说讲述了四个美籍华人家庭母女两代八位女性的故事为英语、汉语的读者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海外华人特殊生活与心态的窗口。海外华人文学渊源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彼此血脉相连,从未中断。可以说,《喜福会》中的民族性就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文化乡愁。我们知道谭恩美女士并不懂汉语,她的友都认为她是“十足美国化了的”。尽管时间与空间上皆远离了东方,但作为“龙”的传人,作者内心深处却潜隐着对故国家园神秘的渴望与眷恋。《喜福会》中有关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审美心理、风土人隋、中国妇女的不幸遭遇的准确而深刻的描写,人们不得不惊叹于作者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之细、之深、之透。
作为一位渴望了解自己、了解母亲的第二代中国移民,谭在追寻历史生活的过程中把失落的历史环节联结了起来。她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现代人失去历史的困惑,所追寻的正是历史记忆的重建。我们所说的民族性特征也恰恰蕴含在寻觅母亲这一代人生活轨迹的历史记忆中。
母亲这一代命运多舛,离家出国之前东方文化背景以及青少年时期在国内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乡土意识使她们难以彻底背弃曾经的烙印,难以真正脱胎换骨地接受异域文化的洗礼。作为永远的异乡人,她们都还保存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积淀以及对故土文化的魂牵梦萦。
在(喜福会—昊著妹)的故事中,莆妹的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向女儿讲述她的“桂林故事”。夙愿是一位在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为躲避日本人人侵,她带着两个婴儿逃难到桂林。在这座岌岌可危的城市里,夙愿结识了三位和她有着同样命运的逃难女子。“我们互相发问,到底是表情严肃、神情木然地坐等死神降临更适当些?还是寻找幸福,乐在其中更适当些?”“这样,我们决定举行聚会,把一周当做一年。每个星期都能忘却经历过的种种不幸,却不允许想不愉快的事……我们称之为‘喜福会。”“喜福会”的诞生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一种在逆境中特有的积极达观的生活态度。尤其是中国的妇女,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之神的捉弄,她们往往比男子表现得更为从容不迫,更为坚韧不拔。在那样一种艰难的处境里,中国妇女对于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能够有如此清醒而从容的认识,让人不得不钦佩她们对生活的巨大承受能力。在美国,夙愿与新结识的三位华裔母亲再次结成“喜福会”,每周一次,从不间断。
其实,无论是乐观向上,创办并延续“喜福会”的夙愿,还是亲眼目睹母亲悲惨命运而日益变得冷静坚强的安梅;无论是深受“娃娃亲”之苦,最终利用自己智慧反抗成功的琳豆,还是本性深藏不露,有着老虎一样凶猛顽强精神的莹莹。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身躯里我们都可以深深感受到一种纯中国式的、纵隔千山万水也无法割裂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与浓浓的乡愁意识。
总之、作品把母亲作为一架联结真实与虚构、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桥梁,在对历史的追寻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深入骨髓得化不开的“中国情结”与“中国意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性特征。
我们知道,海外华人文学虽都出自同一源体,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但另一方面,海外华人作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又有着各自特殊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和宗教习俗,多种族与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观念、思维和表达方式。谭恩美生在美、长在美,受美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的影响,其作品不能不打上美国本土性烙印,这种本土性在作品中体现为由于中西文化相互摩擦所造成的母女两代人尖锐的矛盾冲突,我们看到,两种文化的隔阂,始终如一层质地填密的合金,坚固之极,让人无可奈何。
《喜福会》中的四位母親与四位女儿显然是作为对立的双方而相互依存的。
作为背井离乡,在美国社会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中国女性,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美国环境和中国人个性的最好结合体。然而,事于愿违,嚼着口香糖与巧克力长大的女儿只有皮肤和头发是中国人的,但内瓤却完全是美国造的,她们不了解母亲的辛酸历史,亦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
其实,就人类一般状态而言,两代人之间总会存在着一条或深或浅、或宽或窄的裂缝。只是由于民族文化心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代沟”这种状况在中国要显得略微普遍些。
众所周知,“母亲”在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一种血亲的来源,人们常用它比喻或象征一切养育自己的事物,例如土地、故乡、文化、历史、传统等。在中国的人伦价值观念中,养育之恩是高于一切的。谭恩美笔下的中国的母亲们在爱女儿的同时希望能够将那种因血缘而结成的关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母亲们总是坚持为女儿选择她们希望她走的道路,坚持把一切事物的知识亲自塞进女儿的头脑而不愿女儿自己去寻找答案。而美国的父母却恰恰相反,他们乐于给儿女们各种自由,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寻觅人生的各种谜底。两相对比,中国母亲们的“爱”换来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女儿们的反感,乃至一种偏离正常轨道的、过于激烈的抗争。
在《喜福会》所描述的母女冲突的背后,我们不禁发现这样一种无奈的现实: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羁绊与失落,一代人亦有一代人的羁绊与失落。在你不经意间,两种文化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磨擦与碰撞已悄悄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对于浪迹海外的游子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亦是一种现实的悲哀。好在小说所讲述的最后一个故事中,吴蔷妹终于来到了母亲生前魂牵梦绕的祖国,终于明白了“中国人”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这么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难以融合的一切事物所怀有的一丝希望呢?
以上只是简单论述了《喜福会》民族性与本土性相互交融的思想文化内涵。然而作为一部优秀的海外华人文学作品,《喜福会》所蕴含的思想文化意义可能远不限于此,但无论如何,相信每一位读过这部小说的“龙”的传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当太阳又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系着东方情结的梦在我们挥不去的记忆中依然那么清晰,那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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